何志范自传：十、“平乐问题”

进入和平时期候机，我们革命队伍中确实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首先，比较明显的是生活待遇方面。这一点，我从解放初期就有感觉。到了50年代初期，我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干部家属”了，感觉就更深了。一些当“夫人”的，平时很少见她做什么工作，把精力基本上都放到了家庭和子女身上，但一到了提拔升级，却都希望组织上能“照顾”。当时地委书记的爱人，一年生两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根本无法工作。但1956年提级时居然一下子就提了两级。专署办公室主任的爱人就在我处里工作，她有文化，写个大一点的东西，我还指望着她，但她因为孩子太多，始终不能下乡，所以写出的东西空空如也，根本不能用。我一急，就对她说：“你干脆退职回家当家属算了！”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是很放了些“炮”的。当时我觉得，自己每天都辛辛苦苦在下面跑，没有靠丈夫升官提拔，所以有资格说这个话。在平乐那几年，可以说是自己个人英雄主义发展最严重的几年。
不过，当时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一些同志害死人的官僚主义，它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而我因为对之不满，而蒙受了二十三年的不白之冤。
1955年，广西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许多地方几乎是颗粒无收。但当时的省委书记陈漫远同志，却不顾这一严重现实，仍好大喜功，坚持要农民如数缴纳公粮，造成一些地方强迫农民缴粮的恶性事件。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同志也表现得相当“激进”，逼缴问题十分突出。我在一四五师政治部时的一个警卫班长包德君，当时在平乐贺县当县长，为了完成缴粮任务，竟然在一个晚上吊打捆绑七百二十个农民。这种做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难想象的：广西当时饿死的人达XX万，一个一百六十多万的平乐地区，竟然就饿死了X万多人。这就是后来许多人都知道的“平乐问题”。
紧接而来的，便是大批农民逃荒要饭，平乐接近湖南，灾荒使这个地区两万多农民涌入湖南，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应。不得已之下，当年6月，地委建立了一个由农业、监察、民政等几个部门组成的五人工作小组，由农村部长晨光同志带队，骑上自行车，昼夜兼程，从湘桂边界进入湖南。我们一路走一路做说服动员工作，向逃荒的灾民解释政策。经过耐心工作，大约有一万多灾民返回了平乐。回来后又急着要汇报，也是紧赶急赶，所以一路上大家都是又累又困又饿。有一天晚上，我竟然不知不觉地在自行车上睡着了，当时正好经过一个石桥，我还在迷迷糊糊之中，于是一下子就从七八米高处掉下了去，摔断了腰骨，至今遇到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疼。
面对这一严重事件，我身为地区监察处长，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上级反映情况，就以个人名义个省民政厅写了一封信（为此，杨林同志还在地区三级干部会上批评过我）。虽然后来中央严肃处理了广西的问题，对陈漫远、杨林等同志进行了严厉处分，降职使用，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却吃了比他们还要大的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