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广西后,我还在军后勤部政治处工作。这时候,有一件事使我很头疼,就是姚天成也在那儿,当主任(他是在辽沈战役快结束时,在战场上违抗命令受处分后,被分到军后勤工作的)。这样一来,在夫妻关系中,又加了一个上下级关系,我本来就对革命队伍中时不时遇到的“妻以夫贵”很反感,所以越想越别扭,总想找机会脱离老姚所在的单位。1950年抗美援朝,我在组织股负责干部分配,工作较忙,这事就暂时没提起。干部分配一结束,我就找到军政委刘随春同志,要求调动工作。当时地方很需要干部,而刘随春同志为我的工作去联系的桂北区党委书记何伟同志,又是老姚在新四军二师的老领导,对他很熟悉,所以何伟同志一知道我与“小姚”(二师老同志都喜欢按照红军时期的习惯把老姚叫“小姚”)的关系后,很爽快地接受了,把我调到区党委组织部,任干事。从此,我告别了终生难以难忘的部队生活。
解放初期地方工作繁忙,到处都要人,加上老姚的工作也调动了几次,这样我的工作也调动得频繁一些。1951年桂北区党委撤销,老姚已调柳州军分区工作,我就调到了柳州任民政科长。后来老姚又调到平乐军分区,于是我在1953年3月也调到了平乐专署,开始任建设科(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副科长,半年后又调监察处当秘书。1954年又调到专署民政科当科长,1955年再回监察处,开始当副处长,1956年4月任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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