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政治部主任李道之同志是个知识分子，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是很不错的，不过他对部下过于严肃，不甚平易近人，这一点不少同志都有看法。但大家看法归看法，对他还是保持了应有的尊重，更无过分之举。而我对他则有些意气用事了，战争年代虽然艰苦，不过那时还是给师首长开了小灶，但受到环境限制，伙食总有时好时坏的情况，本来这属于很正常的情况，但李的警卫员却时不时地向我们传达“首长对伙食安排有意见”的“指示”，使我很烦。于是，我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有时侯就是故意不安排好主任的伙食，这一点，后来连警卫员都看出来了。我还与其它好犯自由主义的同志，一起给李了个外号，叫“外面光”，意思是他徒有其表不干实事。现在想起来，其实是从自己遇到的个别情况作出的判断，是很有片面性的。司令部管理科长彭传富同志是个老红军，文化低，工作能力稍微弱一点，我就看不起他，宿营前，一般都是我与他一起打前站号房子，只要我觉得他偏向司令部，就与他吵起来，气了还要骂他是“吃干饭的”，在群众中影响不大好。民运科长是个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战斗经验差一点，有一次敌机俯冲轰炸来势很猛，他一慌神，就一头钻进了老乡的炕灶，半个身子还露在外面，我在一旁看到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就用脚踢了他一下，还骂他“怕死鬼”。
有一次部队急行军后宿营，大家都又累又饿，政治部一名理发员被饿得急了眼，就冒冒失失地闯进一家老乡家中，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舀了一碗马料，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本来就是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加上他平时作风就有点吊二郎当，使我顿时火上心头，上去就打了他一耳光，并关了他几天禁闭。宣传队有不少小青年，天天行军打仗实在有点受不了那苦，一宿营时就偷偷地在那里哭鼻子，我看了就生气，只要看他们工作稍微一不得力，就狠狠地训斥他们一通。为此，肖英同志没少批评过我。所以，一四五师的一些老同志至今还说这样的话：“何志范这个人，工作没说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了不得。”
这些毛病，在战争年代比较容易为同志们谅解，但在和平时期，却很容易出问题，甚至是大问题。事实证明，正是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害了我几乎是大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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