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英同志是上海人,大学生,早在内战时期,她就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抗战初期就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她不仅理论修养好,而且有着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能力很强。深得上下尊重。当时团级干部都有马骑,但在多数情况下,肖英同志都是同我们一起徒步行军,她的战马总是拿去给宣传队驮笨重的东西。说来好笑,她与我一样,也是个“烟鬼”,而且瘾头一点也不比我差。但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经常搞不到烟抽,虽然她爱人是师长(肖是温玉成同志的前妻),却也与我们一样,常常为找根烟抽而发愁,没法子了就找些树叶子当代用品。有一次我们俩一起行军,极度疲倦之下,烟瘾又顿然发作,就商量着说:“我们干脆给上级打个报告,请求把棺材费提前发下来买烟抽。”这当然是说笑,但也反映出战争年代的生活状况和上下级关系,反映出那时的乐观主义精神。
肖英同志不仅是一位可亲可近的好战友,也是我的一位好老师。每次战斗结束,指导员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些战斗总结,我文化底子差,开始总是写不好,就拿给她改。她一边改,一边耐心地教我:这句为什么不对?怎么样写才符合要求?……我后来的一点文字工作的底子,主要是那时她帮我打下的。我工作虽然泼辣,但工作方式方法也往往会简单一些,有时处理问题有点毛糙,这种时候她就会提醒我注意。白凌与周来是两口子,一个在宣传队,一个在宣传科,分在两个单位,所以在宿营号铺时,我没有考虑那么多,就把他俩按不同单位分在了两处,肖英发现后,就对我说:“你没有结婚,可能不懂,人家是夫妻,今后你要注意照顾一下。”如此等等的事可以举凡很多,肖英同志就这样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会了我许多东西。
我永远忘不了战争年代的那些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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