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两任科长都随部队到前线去了，所以分区组织科当时常常只有我一个人。政治部主任季铁中同志身体不好，常年生病，主管干部工作的副政委童浩生同志工作则比较马虎，所以，分区干部的调配，往往是我考虑成熟后，交给童副政委，他也不多看，大笔一挥，我再跑到松江军区组织部一报，就算定下来了。这样一种工作状态，加上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无形中使我开始养成一种喜欢“独断专行”的毛病，对我后来有不小的影响。
1947年初，东北野战军开始扩大主力部队，以哈东分区为主，组成了以温玉成为师长、张池明为政委的东北民主联军北满独立第二师，附属于东野一纵（以松江军区为基础编成），即后来的三十八军。独二师后来又被编为东野十二纵三十四师，全国统编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九军145师。在组建独二师时，童浩生副政委征求我的意见：是留分区还是到部队？我说：“当兵不上前线有什么意思？”就被调到了独二师，任师政治部指导员。整个自卫战争期间，我主要是在这个部队中渡过的。
“政治部指导员”这个职务，是战争年代特别设置的，现在已不设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政治部机关内部的政治工作，包括思想教育、战斗动员、群众纪律等；经常还要管理一个100多人的俘虏队；后来，政治部管理股长请长假，我又兼任了他的职务。另外，由于宣传队属政治部管，队指导员是个女同志，身体不大好有时也不能上前线，这种情况下，就由我代理其职务。这样，政治部的组织、宣传、保卫、民运四个科，加上宣传队、警卫班、炊事班、马夫班、外加上一大堆俘虏，约摸二百来号人，从行军打仗中的政治工作，到吃喝拉撒睡，就都落在我身上，任务是相当重的。最初，师政治部主任李道之同志还在背后议论过我，说“骒马上不了阵”。我知道后很不服气，心里说：“我何志范就是要你看看，骒马上不上得了阵！”
东北自卫战争是相当艰苦的，尤其是野战部队，几乎天天行军作战，独二师是被国民党“五大主力”的新一军称为“林彪嫡系”的部队，硬仗打得多（像整编后一开仗，就与新一军交了几次手，而且是打阻击），每一仗都打得很残酷，常常是身边飞着子弹，天上落着炮弹、炸弹，弯下腰隐蔽，一伸手就摸到了满是血的死尸。有时太累，不知不觉就躺在私人堆里睡着了。这对于一个女同志来说，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当时我感到最紧张的，就是安排部队吃饭，首长要求很严格，一般是从炊事班升火到部队开拔必须在一小时内完成，当然不严也不行，因为这是关乎部队的伤亡大小的事，所以我是一点也不敢懈怠，从未误过事，因此曾受到师首长表扬。
记得1947年某日，独二师打下辽宁新民县后，得知敌军大股增援部队次日要到达，部队便在未来得及打扫战场的情况下，撤到离新民县城十余里的一个地方驻下。时已值半夜，连续行军作战的部队人困马乏，炊事班便想给大伙搞些吃的。这时候我也是困得上眼皮离不开下眼皮，但当师里的侦察员告诉我县城里有个敌军粮仓时，我顿时来了精神，因为听说那里面有许多大米，而部队正值艰苦作战，体能消耗严重，急需改善生活，所以我决定冒一次险。就找来了两挂大车，带上警卫班的几个战士，我的驳克枪和战士们的步枪，子弹都上了枪膛，一个急行军，闯进了县城，趁着那些鞍马劳顿的敌人未清醒过来，稀里哗拉地装了2000多斤大米，迅速撤了回来。一枪未放就解决了问题，回到营地时天还未亮。第二天，师参谋长王亢同志看到政治部的人在吃大米，而他们司令部的却在吃苞米馇子，他们连政治部的俘虏兵都不如，就又纳闷又生气，问我：“何志范，这是怎么回事？”我简单讲了情况，王参谋长发火了：“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要是暴露了我军的行动意图，看你怎么办？！”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犯了嘀咕：“你们司令部管理科长一疲倦就睡觉，什么也干不了，你还怪我？”当然，我还是把大米分了一部分给司令部。——战争年代的同志关系就是这样。
在两年紧张艰苦的战斗中，由于我任务完成较好，师里给我记了两次小功（相当于现在的三等功）。当时的师长温玉成同志说过一句话：“何志范实际上是一个会生孩子的男同志”。这句话，大约可以算是我在独二师整个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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