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农历2月25日，我出生于江苏北部的灌云县杨集区何庄一个富裕农民家中。当时我爷爷尚在。父亲何东明刚20出头，与爷爷、伯父共一大家同住，有大小人丁15口，土地72亩，常年雇工1人，农忙时还要雇2、3个短工。虽然苏北土地贫瘠，但以此算起来，我们那个大家要算个富农了。
父亲何东明，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本份农民，终日经营土地庄稼，维持家庭生计。我母亲孙莲生，比父亲要大两岁，是个任劳任怨、从早忙到晚做家务的农村妇女。不过，她却出身于在我们那个地方算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中。她的哥哥即我的舅舅孙笃生，家境颇丰，念过书，当过教师，还做过国民党政权的区长，后来还开过一家“连云运输公司”，俨然是一个小小的官僚地主家庭，在当地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过，孙笃生一直思想左倾，早在三十年代，就与共产党有往来，掩护过党的地下工作者，还有点“为富须任”的孔孟之道，很照顾亲戚，而不论其贫富。我和家人就经常要去他那里，眼界开阔不少。
8岁那年，我开始在本庄一个亲戚办的私塾“旁听”。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什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学了不少，至今不忘。旁听不交学费，也不用交作业，但写的作文可以交先生批阅。记得一次我在作文中用了“披星戴月”这个成语，先生用红笔重重批上，他赞不绝口地对我父亲说：“这丫头聪明，可以让她正式读书，将来必有出息。”但我爷爷则口口声声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用他满脑子三纲五常的思想，第一次使我失掉了学习机会。
不过，第二次学习机会则是我自己放弃了的。11岁那年，由舅舅关照，把我接到张店他家中，上了一所叫“协和小学”的公立完小。我秉赋尚可，学习也肯用功，成绩较好。常得舅舅、舅妈夸奖。但这时又出了件令我恼火的事：当时家庭包办婚姻，早早给我订了亲，男的比我还小，而他又偏偏与我同校念书。于是一些好事的同学，一看到我俩同时出现，就远远喊开了：“看小女婿来了！”引起我极大反感，结果才上了一年学，我就睹起气来，坚决不愿再读下去，回到了家中。平时帮着母亲做写针线活，父亲拿到镇上去卖。自此，作为长女，我开始帮父母承担起家庭生计。
1939年，日军开始攻占苏北地区，打到了我家附近的杨集，百姓恐慌，我也随家人东躲西藏一年多时间。四零年秋，新四军开辟了苏北根据地，在我们那里建立起东（海）灌（云）沭（阳）抗日民主政府，舅舅孙笃生当上了县长。我当时正好到了他那里。舅舅及其亲朋好友与其他同志一起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深深吸引了我。使我开始考虑自己的选择。
上学时曾读过《曾文正公家书》，当时社会是很推崇这位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一身的“一代楷模”的，对我们这些读过这部“家书”的人影响很深，于是，到东灌沭开始接触抗日工作时，我便把自己的名字改做了“何志藩”，意思是要立志成为曾国藩式的人。虽然后来在革命队伍中通过学习认识到曾国藩是个反动人物，向组织做了交代，并把名字改为现在的“何志范”，但现在想起来，这此改名，一方面标志着我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并“胸有大志”；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在一参加革命时，头脑中就潜藏着比较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思想，后来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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