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是我爱人何志范的妹妹何赋亭、妹夫吴书及其长子芸生在解放战争初期留下的一张珍贵合影。其中这位吴书同志，是一位很值得尊重和怀念的同志。吴书同志是1916年生人，比我大两岁。与何家姐妹一样，他也是江苏省灌云县人。不过用现在语言说，吴书同志很早就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想”的人，他16岁即进入江苏省立连云水产学校读书，成绩很不错。1935年毕业后，他又改做教育工作，任一所小学的校长。从这段经历看，吴书好象很早就有“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看来，同样后来也是参加了革命，但像吴书同志这样有文化的人，确实与我这种“土包子”不一样，他们的思想更加丰富一些，进步也就快得多。
与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1937年“七七事变”后，吴书同志“感国难耻辱，民族灾难深重”，毅然离开校长任职，参加了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成为当时我党“灌云工作团”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并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苏北沦陷，吴书同志遵照党的指示，在灌云县内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进行敌后游击斗争。当年7月，该部编入黄克诚所率八路军山东纵队南进支队三团二营，吴书同志即任该营的教导员，之后，又任该部滨海大队政治委员。在同一时期，他还兼着灌云县委书记等职。所以，在抗战中、后期，吴书同志一直是灌云一带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领导者。由于工作成绩显著，自1945年4月起，吴书同志便就任新四军三师独立旅二团的政治委员，应该说，他属于提拔比较快的抗战初期参加工作的军队干部之一。
1946年，根据我党与国民党协定，我军让出了淮海根据地。吴书同志即随新四军三师北上东北，从此便一直在原新四军三师的十旅系统内工作。开始任东北人民解放军二纵六师17团的政委，后来又任纵队直属政治部主任。在辽沈战役之前（1948年4月），他就开始任任二纵七师政治部主任。我也就是在大致在这个期间，认识了我的这位“老挑”（也就雅称的“连襟”）。说起来，我们俩好象有点“缘分”：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被编入的正规部队，是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而吴书同志最初加入的正规部队，是八路军南下支队，这支部队的前身，也是红二十五军（即徐海东的三四四旅）；到新四军时期，他是三师的，我则是二师的；最后我们又几乎是同时去了东北。你说是不是有点意思？
由于战事频繁，我与吴书同志接触不算多，部队南下以后，我们见面就更少了。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为一名党的政治工作者，他那种可亲可敬、宽人严己的涵养。与他一起谈话，无论谈大事小事，既不虚张声势，又不闪烁其辞；对上他不卑微低下，对下他不居位自傲。尽管他年纪比我大，职务比我高，他却一直很尊重我（可能是由于我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作战经历比他稍微多一点吧）。他的同事和战友门，也都夸他“对人态度和蔼可亲，积极工作，是党的忠诚儿子，十余年来始终如一”。所以，我一直很尊重这位年纪比我大、资格比我“嫩”的“妹夫”。与其他一些熟悉吴书同志的老战友一样，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我军政治工作干部。
然而，非常令人痛心的是，1950年吴书同志随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不久，就在1951年2月10日在朝鲜遭敌机空袭时不幸牺牲，成为我军在朝鲜牺牲的为数不多的师级干部之一。那一年，吴书同志才35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好时光，真是令人痛惜万分！（据姚天成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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