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就爱听父亲讲述他参加革命的经历。父亲常有声有色描述琼崖纵队战友们在战场的故事；常讲述冯白驹将军、女英雄刘秋菊的传奇故事；还常向我们讲述母亲黄菊在山里担任护士长时和陈玉娥阿姨的那段友情。
父亲茶余饭后，更多提及的是老战友潘江汉叔叔。父亲说大家都讲他俩长得像，有一天，有人找潘叔叔，却对着父亲喊“二哥”。每讲到这儿，父亲总是开怀大笑。
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广州。文革期间从“五七”干校调回到海南。对上级的工作安排，他是永远的绝对服从。
在家中，他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偶尔闲暇时，父亲也会和我们念叨“人之初，性本善”的哲理。听父亲说话、说事是愉快的，他总是那么快人快语，豪爽中透着朴实的亲和力。
熟悉父亲的人都说他“胆子小”。是的，父亲对自己、对子女，甚至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的要求似乎苛刻不近人情。大哥陈骏文长期病卧在床，有时借用父亲的专车，父亲知道后认为公私要分明，他亲自到行政科办理借车手续和交付用车的钱。父亲在部队时的警卫员小万、及在海南区党委工作时为他开车的司机小林都常说：和陈老出差吃亏，什么都不许收，有时到下面县去，别人送些特产他也要付款。父亲在部队时的林秘书亲戚从香港带两瓶丙种球蛋白回来送给母亲，他也在会上作检查，要求母亲如数补款还给人家。他从不为家里人以权谋利，更不会为子女开后门，但要是哪个老战友家里提出困难，只要是他能办得到，他都会认真出面解决好。
在是非不分的文革时期，父亲始终相信党、相信曾与他在烽火年代并肩战斗的战友。他不惧可能受牵连的危险，把潘江汉的夫人及孩子接到家里住（潘江汉当时被批斗受伤，住在广州陆军总医院，夫人陈玉娥住在我们家里以方便照顾）。江田、韩美英夫妇后来还常提起文革那段日子，说：在江田叔叔被关押的时候，你父亲经常给我们送消息，你们家的小玲充当联络员。
坚强的父亲一次次咬牙挺过了那特殊的年代，并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灾难，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外界的是是非非，但一定要坚信党……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始终信念。
1986年，父母亲带我们一行回到东方县墩头村探望故乡。当他了解到这里渔船由25艘增加到百余艘，平房已全部改为瓦房，渔民收入由原来200元增加到600多元的情况，高兴地说：群众生活这样好，全托共产党的福。1986年，墩头村许多间房屋被台风海潮冲倒，村庄遭到破坏，群众生命安危受到威胁，父亲了解情况后，向区党委领导反映，最终拨下5万元专款，筑起防浪堤，保护了村庄。
当他走进史丹前妻毅亚风的小屋时，看到她老人家躺在床上，便毕恭毕敬地将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扶起，关心她的身体情况，说了不少安慰的话之后，拿出100元交给她老人家（当时的工资300左右元）。老人不接受时，父亲感慨地说：您老人家过去为革命有过许多贡献，这点小意思应该收下。他还到剪定村看望一位以前革命的老屋主，碰巧老屋主不在家，父亲就耐心地等待，坚持当面再三向她道谢后才离开。对故乡里的一些孤寡老人和有困难的人，父亲总是解囊相助，少则50元，多则100至200元。
父亲始终不忘家乡的教育，多方面征求马白山、史丹等人的意见，呕心沥血参与为昌江二小撰写《东方县第二小学简史》。多次将自己的工资以及篮球、足球、挂钟、图书等一批物资送给学校，从精神和物质上支持学校。
晚年，父亲退居二线，与原区党委副书记赵光炬负责海南人大筹备组工作，赵光炬任筹备组组长，父亲为副组长。在这期间，父亲积极争取时间撰写不少革命回忆录，亲自审稿、定稿。
1986年父亲和赵光炬叔叔负责海南建省筹备工作，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海南建省的那一天。1987年的春天，父亲突然心肌梗塞，走完了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屈指算来，父亲离开我们24年了，24年无论时光如何飞逝，父亲品行中许多闪亮的点滴，已成为我们后继人生中的座右铭。读琼崖党史，我们从许多老前辈的回忆录中知道了父辈们抛头颅、撒热血的历史，也更多的知道了父亲过去革命生涯的点点滴滴。但愿时光可以重来，让我们还能围绕在父亲身旁，再次倾听父亲讲那过去的故事——琼崖纵队的战斗史。 （撰文：陈硕陈博陈学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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