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4个护士刚把5担药品挑进海山里去藏好，日本鬼子的快艇已经驶到我们跟前。我们只顾陆地上的恶狼，那里知道海里又钻出这批“鳄鱼”？距离五六步了，才直起身子急跑。“砰”！“砰”！两个同志被鬼子击中倒地了，其他两个同志拼命闯进了另一个海山里。这时敌人抓住我的公事袋，我摆肩一脱，但鬼子又追上攥住我的头发，我被捕了。
“ 共产党在哪里？” 翻译瞪着眼珠，象要把我吞下去。
“ 不知道！” 我摇摇头。巴掌噼噼啪啪打在我的脸上，一个佩指挥刀的家伙给我喝水，又猛勒我的头仰天，这时我的耳朵嗡嗡直叫，脑壳象要给揪落下来。
折磨了十多分钟，敌人推我下艇。我想准是死了，与其活活给敌人宰割，倒不如跳进大海淹死。但，船樯齐胸高，我几次挺起身子，都给鬼子踢倒。他们还拔出白晃晃的指挥刀，用刀背在我的脖子上锯来锯去，威胁说要杀我。晚饭时分，小艇开到清澜港，鬼子硬把我拖上岸去。
不久，鬼子在一个院子里吹哨集合，硬按我跪在中间，几个上身赤条条的刽子手挥着指挥刀在我面前砍来削去，呵呵叱喝，象狼叫一样。“ 你们只能吓唬三岁小孩！”我用轻蔑的口吻回答了那些强盗！这时鬼子的巴掌拳头直往我的脸上、头上乱劈，跪了一个多钟头，才叫一个人把我押进监牢里去。
第二天早晨，鬼子把我拖进刑训室，两排列着大大小小的木棍、绳子、铁具，一个戴眼镜的刑讯官坐在桌子正中，翻译官和录口供的分坐两旁，四个鬼子兵挨近站着，衣袖已经挽起来了。
“好好说！你们的队伍住在哪里？”翻译瞪着眼问我。
我知道已经不能把自己扮装作一个老百姓了，干脆默不作声。刑讯官的拳头“嗵”的一下捶在桌上，震得他赶忙去扶自己的眼镜。
“不说，你就死！”翻译官象凶神一样站起来说。
“死就死！”我的声音粗壮得连我自己都吃惊。顿时，我浑身象增添了千斤力量。这时翻译官脸都气白了，他推开椅子，抓起手杖，一个劲地往我头上猛劈下来，我双手抱着头，只听得手指头咯咯发响，不晓得是手杖脆，还是我的脑壳硬，一连打折了二支手杖，翻译官才悻悻地住手，然后用手帕擦擦汗珠。
我踉踉跄跄得回到牢房后，浑身疼痛发烧，挣着把衣扣解开，才看到肉上红一块，紫一块，根本不敢用手指去触。
要经得起考验呀，无论如何要顶住，绝不能向强盗屈服。这时，我想起1941年刚入伍在“抗新”（抗日新闻报社）当公务员时，老欧同志教我的“百折不挠，威武不屈”八个大字；我还记起江祥凤同志单身潜入敌营偷枪的英勇事迹；记起“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 、“火火火，日本鬼子放的火”的文化课本；我还记起我同村一个叫黄少荣的叛徒，在大革命时期被捕，她出卖了革命，回到村里人人都鄙视她，骂她是贱骨头。“中国人民都在流血牺牲，我能贪生苟活吗？肉贱骨头贵，我不能出卖革命，出卖祖国”，想到这些，我更加勇敢了，下定决心：宁死不屈。
由于我不肯招认，敌人天天把我拉出去拷打，枪柄、藤鞭、 木棒、粗绳、竹签，都使过了，电刑也用过了，但是敌人还是不能从我这个18岁的女看护长口中挖出什么。
接连折磨了6天，敌人每天只从窗口吊一瓶水下来给我喝，到了第四天，守门的人才给我一块吃剩的米糕。
第七天早上，敌人把我拖进大监房里和15个正直的人关在一起。这些人都是不愿领顺民证被捕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招认部队住的地方，作人们的叛徒！”他们都默默地向我点头。
下午，大约四点多钟，敌人把我们这一群人拖出去，看样子一定要屠杀我们了，在半路上我死呆着不肯动步，鬼子火性暴起，使枪柄一阵毒打，直打到我失去了知觉。大概敌人以为我死了，才把我丢在路旁。
深夜，我才象从梦中苏醒过来，看到白沙地上铺着一滩血水，我慢慢地撑起身子想走动一下，但脚不能动弹，脚上穿通一个大窟窿，不知道在我昏迷后敌人用什么穿的。这时我拍敌人再来，只好滚进路旁的灌木丛中。躺了一阵，逐渐清醒过来，才顺着公路爬去。可是用手掌撑地也疼，用屁股移动也疼，气喘喘地，冷汗出了一阵又一阵，但感觉能脱离虎口，生命又存在了，也不知那来这股劲头，只是一心向前。鸡啼时，爬到一个老乡门口就躺倒了，幸得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的救护，并蒙她指点我顺着公路一直爬去，爬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到复兴乡。后来遇着一位中年农民，把我扶回家去，经过多方的耐心照顾，使我好好地疗养，伤肿才稍微好一点。后来区政府知道了，才派人将我接回宝芳乡甘田村。
母亲在山里挖了一个地洞，把我藏在里面，通夜用草药给我烫，还给熊胆我吃，经母亲喂了二十多天饭，我才能够起身，又养了十多天，才让我回部队去。
1942年6月，在我被捕的8个月以后，我成为了光荣地中国共产党党员。
（注）文昌县人民把日本鬼子叫做“跷脚筒”。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海南日报》载文《不屈》黄飞霞口述 梁安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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