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瘦弱多病的我经常发烧，而且一发烧就抽筋。有一天，我又病了，迷迷糊糊中被颠醒，发现自己伏在父亲的背上，那是半夜时分，昏黄的路灯下，父亲背着我，和母亲一道徒步疾行，把我送到海南人民医院急诊室；读初中时，学校组织挖防空洞，搬石头时，我不慎砸伤脚背，几天后肿得像馒头般，寸步难行。当时，妈妈远在儋县的红岺“五•七”干校不能回来，是富有同情心的刘工宣，准许在白沙水产学校“蹲牛棚”的父亲回家带我上医院。去到医院时，医生被我的脚延误治疗的状况吓了一跳，“不要象符永春那样”。父亲听了“符永春”的名字也吓了一跳，医生以为我们不认识他，其实，我们知道他是海南区党委的司机，被铁钉划破手指，后因破伤风截肢而死。我是被心情沉重的父亲搂在怀里做的手术，医生用剪刀剪开创口，挤出污秽的脓血，我感到爸爸的手臂在颤抖——他是为女儿的伤而痛着。我被包扎好了，父亲却脸色发蓝，几近虚脱……
父亲为自己没有多读书而感到遗憾，所以总希望我们多读书。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给我们订了《少年先锋报》、《红领巾》、《小朋友》、《儿童文学》、《少年时代》、《我们爱科学》等杂志，而大人报架上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海南日报》、《参考消息》、《红旗》杂志，也在潜移默化中，给我们耳濡目染的熏陶。父亲每次出差，都会带回许许多多的书籍，在当时，这是多么珍贵和充沛的精神食粮啊！父亲还常常抽空检查我们的作业，把五个书包摞在膝上，一页一页，一本一本，认真地翻看。有时还会让我们五个孩子，在同一张纸上写字，然后评判谁的字写得好，好的，予以奖励。那时，夜里醒来，屡屡见父亲不眠的侧影，伏案昏黄的台灯下，时而奋笔疾书，时而沉思默想，圈阅文件，写讲话稿，… …肩上披着他那件标志性的浅棕色毛衣（这是我印象中他唯一的一件毛衣），每每这个时候，我总是暗下决心，要向父亲那样勤奋，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成绩。父亲啊，即使是在不谙世事的混沌开蒙期，你那雕塑般的侧影，仍是那样深深地嵌入我的脑际，成为我人生路上的标杆和楷模。当时父亲自己也有那么多的藏书，厚厚的精装本和简装本满满一书柜。遗憾的是，文革初期，迫于形势，父亲不得不把许多书放进家门前的防空洞里烧了。我至今仍能清楚地记得灰烬余光中父亲被痛苦扭曲的脸，阴郁而忧伤。那段时间里，父亲总叫我唱《红梅赞》，“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一曲才罢，“再来再来”，有时我会一连唱三次，父亲是以歌明志，以歌表白心迹吧？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父亲是分管粮食和商品供应的财贸系统负责人之一，但他从不曾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和家人谋图哪怕是一星半点的缁铢私利。当时是食堂制，大人﹑小孩乃至老人都得在食堂用餐，粮食按人口分配，父亲决不允许家人到农贸市场买粮食。有一次，母亲见我们几个饿得受不了，便从农贸市场买了几个地瓜给我们充饥，父亲知道后责备母亲说，我们当干部的，怎能与民争粮？！由于我们家子女多，粮食不够吃，加上没油水，我们的父母当时都患上了严重的水肿病，用手在脚踝上轻轻一摁，便会陷下一个深坑，久久不能复原。有天夜里，我们在睡梦中被嘈杂声惊醒：原来是父亲的下属，给家里送来一只鸡和一个粉笔盒大小的试用火柴，被父亲严词拒绝，叫来人把东西带回。当时我们年龄尚小，对父亲很不理解，妈因水肿住院，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为什么不能给妈补补？年龄稍长，我们才知道，这正是父亲廉洁自律的为人作风。七十年代中，有人怂恿母亲买地，母亲瞒着父亲，花六百多元买了一块地。放在衣柜里的地契，终于被父亲发现，他勃然大怒，斥喝母亲退掉！父亲一生清廉谦抑，克己奉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体现了一位经历战火洗礼的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做为一个领导，父亲任人唯贤，他认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只要是愿意为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都可以悉心栽培，大胆起用。父亲始终认为，作经济工作必须懂行，否则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父亲一向谨慎内敛，平易随和，但在量材用人的问题上，却表现出果敢的气度和非凡的胸怀，敢于起用甚至是国民党时代和出身剥削家庭的专才。父亲因此在文革中被扣上“严重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罪名，予以残酷斗争，被人掴掌至耳膜穿孔，两肋也被人用工纠棒捅至骨裂… …。尽管如此，父亲在心里仍坚守着这份执着。
父亲生前还关心着家乡的文化建设，为家乡修建厕所，常常给学校捐赠图书。村中小学，有间以父亲名字命名的教室，就是子女们根据父亲生前的遗愿，用他为数不多的存款兴建的。对这个童年时玩耍、学习、成长的地方，父亲抱着怎样的深情啊！（作者：冯学富、冯学寅、冯学敏、冯学诚、冯淑贞、冯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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