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东纵派曾源同志和父亲赴海丰组建东纵第六支队。东纵第六支队的曾源政委、叶基支队长和父亲（第六支队第五大队政委）、韩捷大队长一起打过一场拂子坳战役，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那是我军在高潭地区打响抗日的第一枪，震动了海陆丰、紫金、五华等县的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让敌人见识了共产党军队的坚强，而人民则看到了抗日胜利的曙光。父亲告诉我们：乡亲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称赞共产党的队伍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纷纷送来鸡、鸭、蛋品、花生等慰问品，几天内便有一批农村贫苦青年踊跃参军，使我们的队伍壮大起来。在高潭镇举行的军民庆功大会上，父亲作了讲话，阐述了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宣传了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号召苏区人民发扬光荣革命传统，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军民团结，打击敌人，保家救国。后来，第五大队协助地方党成立了高潭抗日自卫队和成立了五县（海丰、陆丰、丰顺、紫金、五华）边区抗日民主联合政府。
1945年8月上旬，苏联红军出师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全线进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坚持八年的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父亲对抗日胜利的喜悦心情久久未能平静，同时又接到通知，回东纵司令部另行安排工作。几天后，曾生司令员找父亲谈话。曾生司令员是个文武全才的领导者，说话声音宏亮，开门见山地说：“抗日胜利了，但新的全面内战又将爆发，蒋介石对我是‘势在必打，志在必灭’。我们将面临着一场新的战争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又说：“海南需要干部，他们派员来要人，我们决定调你回海南工作。” 父亲当时感到很突然，而且要离开东纵也依依不舍。曾司令员看穿他的心事，接着又说：“琼崖纵队是党领导最坚强的革命武装队伍，坚持孤岛斗争二十年了，有冯白驹同志为首的琼崖特委领导，斗争的艰苦和残酷比我们严重得多，但是他们都坚持下来，并且有很大的发展。你回去在冯白驹领导下将获得更好的锻炼。” 司令员的语气是那么恳切而肯定，父亲表示坚决服从党的需要。
1945年10月中旬，父亲从惠阳县马峦头村东纵司令部驻地出发，同行的有广东省委负责人黄康同志，第四支队副官叶茂同志和琼崖特委组织部长陈乃石同志。因为当时琼纵的电台坏了，中央的重要指示只能由广东省委转达，黄康同志是省委派去琼崖特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内形势及斗争方向的指示，后来也留在海南工作。所以父亲他们同时还承担了护送电台回海南的任务。
（五）在琼纵的岁月
父亲他们历时一个多月，经香港、澳门，再由湛江辗转回到海口。在海口住了没几天，便启程去琼纵司令部。那晚，由一名地下交通员带领父亲他们潜入文昌县的一个村庄，并安顿在一户农民家里。文昌县委书记符思之同志前来和大家见面。这是父亲第一次和海南地方党同志接触，很高兴，感觉就像回到自己家里，大家热情握手、拥抱、嘘寒问暖。符思之同志杀了一只鸡款待父亲一行。父亲曾说过，那顿饭是多少年来一次最好的享受。父亲他们第二天开始赶路了，接着一连走了五个夜晚，才到达白沙县南丰墟——中共琼崖特委、琼崖纵队司令部驻地。父亲回忆说：到达琼崖纵队司令部驻地当天，冯白驹、林李明、庄田、李振亚等领导同志亲切地和我们握手交谈。他们四人中，唯有李振亚同志在东江纵队时见过一次面，其他领导都是第一次见面。他们四人都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个个身体结实，两颊红润。他们谈吐自若，平易近人。父亲看到琼崖纵队有这么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海南岛有这么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对革命的胜利和祖国的解放充满了信心。
1946年春节刚过，特委召开会议，黄康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指示，其大意是：反共内战不可避免，蒋介石对广东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是“势在必打，志在必灭。”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委和纵队的领导同志对中央的指示感到非常重要和及时。现实中，国民党四十六军已进入琼纵的外围，敌人的战略决策极其阴险，部署十分周密，战争将要爆发，我们军队必须赶快动员，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时，父亲和陈青山同志被派到第二支队工作，陈青山任政委，父亲任副政委，陈武英任支队长。
不久，海南反共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四十六军两万余人配合地方反动军队共3万多人，向我军和革命根据地实行分进合击。这时，中共南方局关于琼崖纵队北撤山东的指示下达，要求我部队主力和地方党政主要干部北撤，留下少数精干力量，分散坚持斗争。1946年5月上旬，冯白驹同志叫父亲回特委谈话，他说特委会议讨论决定，坚决执行北撤指示，并决定父亲和陈克邱等同志留下来坚持斗争。后来由于广东国民党当局不承认海南有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他们污蔑琼纵是“土匪”，而势在必打，志在必灭，因此，北撤不能实现，而琼纵同全国人民军队一样，开展了自卫反击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父亲所在的第二支队配合各支队主动出击，摧毁敌人的据点，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得敌人顾此失彼，狼狈不堪。1948年至1949年，琼纵组织声势浩大的“春攻”、“夏攻”和“秋攻”战役，顶住了蒋军残兵败将十余万人逃窜海南的行径。琼纵坚持斗争，直到1950年春夏之交，配合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海作战，5月1日全部解放海南岛。
（六）转业建设新中国
父亲于1947年12月转业地方工作，任中共定安县委书记。1954年冬，父亲接调令来广州，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业部基建处处长。从此父亲一直工作在工交战线和科技领域。家里有一套旧矿工服和一双磨损的高筒雨鞋，是父亲在韶关矿务局工作时候用的，他经常下井与矿工们一起劳动，了解矿区的安全情况，了解生产进度，有问题就在井下开会作决定。那时矿山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设施很简陋，上下井乘坐的是提篮式的升降机，吃的是自带的盒饭。听说我奶奶总对我母亲说：文荣啊，这里这么艰苦，还不如我们家乡，还是送我回家吧。可见当时矿山的艰苦程度。父亲在省科委工作期间，与广大的科技工作者们一起努力，在工业方面，为解决广东无无烟煤炼铁问题，大搞白煤炼铁和海绵铁炼钢试验，从小试到生产试验，最后获得成功推广，为当时白煤炼铁闯出一条路子。在农业方面，大力推广水稻杂交，提高粮食产量；大力推广赤眼蜂生物防治水稻螟虫和甘蔗螟虫，使经济作物增产增收，这项技术在农村得到广泛应用，取得显著效果。
二、言行和情怀
我的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母亲是个率直热情的人，他们俩与老一代的革命前辈一样，一生正直清廉，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为自己及亲属牟取私利，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出差从来不带东西回来。文革时期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国家粮油供应是每人每月半斤花生油。鉴于这种粮油供应贫缺的情况，出差接待单位经常会送食油和大米等给父亲，另加司机一份，可是每次父亲都叫司机全部退回去。司机调侃说，领导操正步我也操正步。
那时候所有的礼品都必须交公。记得父亲每次接待外宾回来都会带些礼物回来，是接待外宾的时候客人送的。母亲对我们说：你们只能看看，小心点不要弄坏了，所有的礼品都要交公的。那时的礼物不会太大件，但是都很新鲜，我们能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父亲说，战争年代一切缴获要归公，是每一个革命战士自觉的行动，现在解放了，一切礼物要交公，是每一个共产党员自觉的行动。最后连一只小小的笔都不能留下，不容置疑，坚决上交。
在老家、在亲戚朋友中，父亲的正直清廉是众所周知的，老家也有些乡亲不理解，埋怨他不为家乡办事，不为乡亲谋事，可是就连我们的工作都是由学校安排的，父亲的干预只有从严要求，不会从宽处理。我们家老大高中毕业，学校分配去了集体所有制的食品社工作；老二高中时是广州市中学生篮球集训队的队员，所有的队友在高中毕业后都进入专业团队，可是父亲要求老二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二也毫无怨言地舍弃当时令年轻人羡慕的篮球生涯去了农村；老三高中毕业时家里只有他在父母亲身边，可是父亲也要求他去了农村。
可是父亲并不是个无情无意的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些老战友和老同事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影响他们的正常工作，他们找到我们家里，父亲就会把他们安置在我们家里住上一段日子，母亲再去通知他们的家人，或者父亲骑着自行车带上老大一起到他们家附近，叫老大去通知他们的家人。父亲不是盲目地支持他们，而是对这些老战友和老同事信任，坚信他们是好党员好干部，在父亲没有受到冲击前，父亲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保护与自己曾经同生死共患难过的战友和同事。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看见一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写的一份交代个人历史问题的手稿，其中有一段这样的叙述：“我到第一中队后，由吕品同志介绍我参加党。在坪山乡马峦头村举行入党仪式，参加的人有陈善持、周仲堂、吕品及我。吕品同志于1941年在东莞金鸡岭百花洞战斗中牺牲，陈善持在1940年袭击东莞陈村战斗中牺牲，周仲堂则在1941年某次战斗中牺牲。和我一起从马来亚回国的20多人中，我现在仅知道黄儒同志一人尚生存，其他同志大部分在战斗中牺牲死亡。”我们从小就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知道为了新中国，牺牲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战士，尤其是解放海南岛渡江作战时，整团的覆没。可是父亲的这份手稿依然让我感动。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军人，他们身边倒下了多少战友啊！为了新中国，他们自己也做好了随时倒下的准备啊！从而深深地感悟这句从小就熟悉的话：“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今天的红色江山来之不易。”这不是随意的造句，而是我们党经历了无数腥风血雨的真实写照，我们世世代代都要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