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个能干的母亲,不是一般的能干,而是非常的能干,男人的活女人的活都会干,还干得很出色。比如在“五·七”干校的时候,很多农活别人都不会干,母亲可是拿起什么家伙能干什么活计,使牛犁田耕地,破竹劈篾编筐,割草剁菜喂猪等等。要说犁田,别人越使劲犁陷得越深,搞不好会把犁弄断,母亲扶着犁跟着牛走的稳稳当当的,好像没使多大劲;再说劈篾,别人劈着劈着就飞边了,怎么也控制不好,母亲拿个小板凳一坐,听着广播双手灵巧地飞出厚薄宽窄一致的长篾条。大家都奇怪,这个出生华侨工商业家庭的人怎么会干这么多种农活呢?那年代,“臭老九”们真诚地送了个亲热的“老农”外号给母亲。
尽管母亲能干,可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难为了母亲一辈子。每次政治运动母亲都要写材料交代问题。虽然受到这种畸形的对待,母亲从来没有埋怨过,正确对待,愉快工作。一直到离休后,母亲单位的党组织才批准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的朋友们不要窃笑,也许你们会说,还要多交几十元党费,何必呢?可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才明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是母亲心中自始至终的心愿,是她一生执着的追求,是一个逃离封建家庭投身革命的女子一生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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