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9日，谢育才、王勖一家人被押出集中营。
谢育才、王勖见面，抱头痛哭，王勖责怪谢育才不该在自首书上签字，只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谢育才说：“情况危急，救南委要紧。我别无他法，只好出此下策。江西的叛徒还不熟悉南委，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南委，凭我多年打游击的经验，只要出去，就有成功的希望。你是党的干部，我一定要带你回去交给党。”王勖这才明白了丈夫的用心良苦，当即表示支持他的行动，与他同生共死！
特务们为了钓大鱼，把谢育才夫妇及未满周岁的婴儿放出监狱，软禁起来。
谢育才一家被软禁在特务头子庄祖方寓所院内，由叛徒和特务轮流看守。谢育才和王勖积极做着越狱前的准备。王勖借口为孩子缝补衣服，将难友送的旗袍改为短衣；借给孩子煮食，每日从庄家偷一点米积攒起来；本来是给孩子吃的一点饼干、藕粉也存起来备用；还借了庄母一把剪刀，假装裁衣，用后故意不还，收藏起来。他们时刻准备着，夜间，悄悄把需要带走的东西收拾好，和衣而卧，只待机会逃走。天亮了，又失望的把东西分散放好，以免被敌人怀疑。
时间一天天过去，谢育才、王勖心急如焚。敌人也没有放过从谢育才身上有所收获的企图。一再问：“电台的密码你知道吗？”谢育才应道：“我不懂这个。”一天，特务问谢育才：“我们已和南委接通电讯了，南委要你回‘全福处’，‘全福处’是什么意思？人名还是地名，这你应该知道吧？”谢育才顿时吓出一身冷汗。看样子，敌人真的利用电台与南委接上了。“全福处”指的是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区委书记刘全福处，他负责着南委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难道南委已经暴露？谢育才更加焦急。这说明，找到刘全福就可以找到南委了。此时，既不能说出真情，又不能让敌人怀疑。谢育才急中生智，“我想起来了，‘全福处’是地名，在福建龙岩，我在那里住过的。”实际上，这个地方与刘全福所在的闽南平和县相距400余里。
敌人是如何与南委电台接上关系的呢？《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中“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中这样写道：“1942年2月后，南委电台接到重庆电台的指示：‘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内，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通电时，江西台突然用同样的波长插了进来，诡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起初南委负责人认为江西电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应有所警惕，于是决定，首先，考查一下是否是江西台，要它说明中断原因；二，要江西省委将中断后的情况作详细的报告；三，南委暂不向江西省委作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江西的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义，通过电台陆续发来一些‘报告’，南委曾询问谢育才本人情况，江西台则诡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和‘情况不明’等等。南委书记方方曾将此情况交涂振农、郭潜等研究，他们都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方方决定派郭潜去传达指示和检查江西工作，并给谢育才发一封明文隐语的信，要谢5月中旬到曲江与郭潜见面。”
情况危急，不能再等了。1942年4月29日深夜，谢育才夫妇趁一个看守外出未归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忍痛割爱，放弃未满周岁的孩子，跳窗越狱。谢育才把事先写好的两张纸条压在院中石板上，一张条子上写了首诗：“卑躬屈节非顺意，擒住雄心静待时，鸟已高扬人何慕，欲学叔齐与伯夷。”以表明心迹。另一张条子写给庄母的：“庄老太太，孩子是没有罪的，请不要因政治信仰不同而杀害他。”
他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王勖女扮男装。白天他们躲藏在被盗挖过的坟穴里，轮流睡觉，渴了舀坟头积水解渴，天黑了才敢出来匆匆赶路，碰上土匪，将他们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和手表都搜走了。
因为心急，他们改为白天走公路，却不料碰上抓壮丁，把他们抓到乡公所。一搜身，发现王勖是女扮男装，谢育才急中生智，说两人是自由恋爱逃婚的，乡长见他们没钱，不想惹麻烦，干脆放了他们。谢育才趁机提出要求，要乡长发给路条。许多围观者同情他们,纷纷支持他们。拿到路条，两人因祸得福。他们日夜兼程，谢育才的脚底打起了血泡，走路钻心的疼，一瘸一拐的。谢育才深怕自己赶不及而使南委受损失，按下山时，南委电告的曲江地址，不具名地写了一封信：“江西最近伤寒病流行，注意提防传染”。由于盘缠不够，谢育才把仅有的一件御寒衣物—毛背心卖掉了，最后连那块露宿山间用的油布也卖掉作路费。谢育才夫妇冒着敌人追捕的危险，历尽艰难险阻，尝尽甜酸苦辣，经过24天步行，行程500多公里，经过赣、粤、闽三省的泰和、万安、遂川、赣州、会昌、寻邬、平远、梅县、大埔、平和各县等地，充分显示了谢育才夫妇“越狱救南委”的决心与毅力。5月22日，终于到达闽粤边平和县的小（石示）村，找到南委军事干部刘永生和长乐中心区委书记张全福。谢育才听说南委安然无恙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四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谢育才听说刘永生第二天要去南委，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连夜奋笔疾书向南委报警的报告，详细汇报被捕及越狱的经过，阐述江西省委已被破坏，颜福华等主要负责人均已叛变，电台已被敌人控制，敌人正利用叛徒加紧破坏南委等实情，还报告了原江西省委书记郭潜的通讯地址已被敌人掌握，请南委设法救助，建议南委立即转移。
由于谢育才争分夺秒赶在敌人行动之前报警，南委领导对江西省委严重情况才完全明瞭，对粤北形势有所警惕。因而南委书记方方和南委机关及下属组织均未遭受损失。可是南委组织部副部长郭潜却疏忽大意，收到要他撤退的电报后未及时译出，5月26日被捕随即叛变。破坏了南委曲江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司徒丙鹤夫妇和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夫妇、组织部长饶卫华等相继被捕。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从香港撤回隐蔽在乐昌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也被捕。6月初，郭潜亲自带特务自曲江出发,直奔大埔破坏南委机关。南委收到谢育才报告后，先后召开几次会议布置撤退。宣传部长涂振农没按路线行动而被捕，随即叛变。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交通站长杜国宗、以及掩护交通站的真真照相馆负责人蔡选英被捕。南委电台摇机员陈学平下山叛变投敌，电台遇袭。广西的党组织，被郭潜带特务抓捕，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苏曼等近200人被捕,大部分县级以上组织被破坏。谢育才越狱救南委这一历史事件是关系南方党安危的重大事件。“南委事件”是从1941年7月到1943年7月1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西、粤北、广西工委党组织遭破坏的严重事件。发生的“南委事件”，致谢育才越狱救南委的目的没有完全实现。又因这些事都发生在谢育才夫妇越狱归来不久，因此受到党组织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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