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哪里?”
“赶快和中央取得联系!”
这时,我们琼崖纵队正在向南渡江畔转移。
多少年来,我们失去电台,听不到党中央的呼唤。党中央好象在寻找失去的儿子,想尽一切办法跟琼纵联络。早在一九三九年,党就派人带来了一部电台,但是,跟延安刚联络上,电台就遭到了敌人袭击,保护电台的娘子军经过一天激战,寡不敌众,带电台的同志牺牲,电台损失了。以后上级又几次派人送电台,每次都在雷州半岛被敌人截住,没有能到达海南。琼崖纵队象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一样,不能及时了解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指示。
有一天,琼纵首长对我说:“最近南方局从东江纵队派干部带来了电台,要我们尽快与党中央联络。党派你学习无线电!”我们电台只有五个人,台长张婉玲、机务员梁方明等三人是东江纵队派来的。因为敌人严密封锁,他们不得不化装从香港偷渡过来。有一次他们在玉林宿旅店的时候,遇见国民党军警查店。军警发现他们带了一付漂亮的外国朴克牌,就吓唬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带赌具回来?”当时,他们不知道军警是不是有意找麻烦,心里着实吃了一惊,后来他们装的很镇定地说:“我们不晓得规矩,带在路上玩玩,你们喜欢就拿去吧!”眼看军警拿走了漂亮朴克,才冒出一身冷汗。他们从年初到夏天经历了几个月的艰险,通过敌人层层封锁,在琼州海峡漂了五天五夜才安全来到海南。
电台机器也安全从香港偷运来了。我们一到驻地,便搭起简陋的草寮,用竹子编好桌子,安装机器,设法与党中央联络。在这蔓延数十里的大山里,除了少数岩洞以外,再也找不到挡风避雨的地方,凛冽的北风,夹着细雨,象针一样刺着人们的脸,使人浑身打着寒颤,全身起鸡皮疙瘩。我们只好用树皮和山芭蕉叶支起来挡雨,铺上芭蕉叶当垫铺和被子,挤在一起取暖。吃饭没有碗筷,每人发两个饭团,偶尔宰条牛,每人发一块火柴盒大小的牛肉,搁些盐,用树叶盛着吃。有些部队常常吃不上饭,只好吃野菜树根。当时学习的条件更困难,每一片纸,每一支铅笔,那是靠老百姓从敌人的心脏——海口市买来的。我们学习时用纸总是写两面,写完用橡皮擦掉再写,一直擦到破烂不堪为止。铅笔削到最后一小截,便用小竹筒夹着写。
“鸣!鸣!鸣!”手摇发电机不断地响。
“的的的搭,的的的搭。”我们发出了呼唤延安的信号,但是听不到延安的回答。在收信机的刻度盘上有千千万万的讯号,可那个是党中央的讯号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台长张婉玲,整天为联络不上延安而苦恼着。自从她带着党的委托,通过层层封锁来到海南,已经好几个月了。她千方百计跟党中央联络,可是谁知道力不从心呢!她一个活泼的姑娘,不但对无线电有强烈的爱好,而且还是歌手哩!平常,她经常教我们唱歌、跳舞。现在,她却整天紧锁着眉头,一到宿营地,就要我们把电台架起来,把机器放在垒起来的石头上,天线没有绳子拉,就以白藤代替,没有杆子就悬挂在树梢上。她时刻坐在机器旁边,人熬瘦了,眼睛熬红了,但是总以坚毅的口气说:“一定要和延安联络上!”
不知敌人怎么发现了我们的电台,在报上发了一条消息:“共军一股携带电台,潜入海南!”敌人为了切断我们和中央的联系,一见到竖有竹竿的部队就追击。
黑夜笼罩着山岗,四野一片静寂。我们刚在芭蕉树下架好竹竿,就突然听到女台长急促的喊声:
“快!背好马达、机器、电池、转移!”我们迅速随着部队向河边靠拢。渡过河去,在漆黑一团的山沟里,一口气直往阴森森的丛树里钻。拂晓,敌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翅膀擦着树梢,不停地进行扫射。地面敌人漫山遍野地在我们附近搜索。
纵队首长命令部队突围,接着西南山头响起了一片密集的枪声。他拿着望远镜,观察了一会,说:“反动派!马队!大家上山隐蔽!”而后又回头对我们说:“电台跟我来!”
为了迷惑敌人,部队行动都带几根竹竿,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敌人一次次进攻都被我们粉碎了,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听到延安的声音。我们几个搞电台工作的同志,一听到首长们问:“接通了没有?”心里比刀割还难受啊!本来,新架一部电台,半月一月叫不通是常有的事。呼号虽然是和对方约好了的,但往往发呼号的时候,双方都在发;守听时双方都在守听,或者一方呼叫时对方刚好没有守听……。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难受呢?张婉玲和其他几个同志彻夜分班守在机器旁。
“听到延安在呼叫我们!”
一天晚上,值班的同志忽然高兴地叫起来。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霎时就传开了,大伙都急急忙忙往工作房里跑。这时,张婉玲同志坐在一盏豆油灯旁不断发出联络信号。人们内心该是多么激动!个个脸上显出好久没有见到的微笑,张婉玲那按在电键上的手指,动作特别敏捷,好象在演奏着世界上最动听的乐章。琼纵几个首长也闻声赶来了,边跑边喊:“小张!小张!真的通上了吗?”时间一秒秒过去。张婉玲同志的微笑逐渐消失,显出了很不自然的神色。她失望地说:“延安的呼号我们听到了,可是我们的信号他们没有收到。……”琼纵首长们仔细抚摸着那部粗糙的小电台,以怀疑的眼光问道:“琼崖和延安,相距一千九百公里,这小家伙能行吗?”机务员方明同志低着头,不敢肯定地回答。究竟是机器不行?还是波长不行呢?这个难题,象一条锁链一样,锁住了人们的心。
日日夜夜,延安电台不停地呼叫。
一天,两天,十天,一个月又过去了。延安电台在不停地呼叫,越来越焦急,每天总是二十四小时连续地呼叫,犹如妈妈日夜带着嘶哑的声音,呼唤着失去的儿子。
这些日子,张婉玲、方明两同志熬得眼球通红通红。方明同志是老机务员,整天检查机器,改装零件,测量电力,把大小七根竹竿接起来,将天线架在半空中。张婉玲同志不断地按电键,发出信号。电波带着我们多年的盼望,飞过五指山,越过琼州海峡,在祖国辽阔的天空飞翔。党中央,我们的母亲,我们听到了你的呼唤,可是你为什么听不到我们的呼叫呢?
“叫通了!”张婉玲同志一声高嚷。这个震天动地的消息,终于在一天深夜里,象大风雨前的暴雷一样,惊醒了人们。特委首长,司令部首长,还有机关的一些同志,都纷纷冲向电台工作房。大伙围着电台,伸着脖子,睁大眼晴。人们浸没在节日的欢乐里,互相祝贺声、欢笑声,在室外此起彼落。感动的热泪在每个同志脸上流着。首长们又愉快又焦急地站在电台旁边,等待毛主席从延安发出的雄伟响亮的第一句话。
第一份电文译出来了。
我们高兴地望着首长们。首长们拿着电报翻来覆去地端详了半响,但没有愉快的表情,只是摇摇头,好象在说:这是假的!
我们好象心头泼了一盆凉水,心情十分紧张:什么事引起首长们的怀疑呢?原来,首长们怀疑的根
据是这样:从前,琼纵第一次建立电台和中央叫通之后,中央先要琼纵回答:庄田副司令员什么时间从延安出发?走那条路线回海南?离延安时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颜色的马?等琼纵答对了,才正式通报。怎么这回一开始就通报呢?是敌人冒充党中央呢?还是中央联络的心情迫切呢?为了慎重起见,司令部向对方发出询问“东江纵队派了那几个同志来琼纵帮助建电台?”
第二天晚上,我们全都屏着呼吸,注视着张婉玲同志抄完了回复的电报。电文译出后,大家不禁一齐叫起来:
“答对了!”
我们和中央接通了。
这是九月二十三日,琼纵跟党中央断绝了几年的电台联络接通了。这一来,我们从七月到今天,几个月的期待、紧张、失败、痛苦的心情已经一扫而光。全琼崖纵队的同志,整天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人人穿起了新衣服,女同志还穿上花衣裳,跳起了民族舞蹈。从这一天起,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琼崖纵队挺进五指山,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和全国人民一起唱着胜利的凯歌,迅速地把红旗插遍了全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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