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训练班，设在南渡江畔南坤乡的山沟里。我到那里时，学员尚未到齐，训练班一时还不能开课。闲着的时候，我便跟老报务员王谷彰同志扯起电台的事情来，知道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关怀着我们。一九三九年，曾指示廖承志同志在香港购买一部收发报机，并通过各种途径送来海南。一九四一年六月初，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围攻我琼崖特委、独立队领导机关，机要电台(即联络台)遭到敌人袭击，收发报机全部损失。因此，党中央和南方局与琼崖党组织的联系，不得不千里迢迢派人传讯。可是，走一趟往往得好几个月，弄得不好，过沦陷区、蒋管区时连脑袋都保不住。党的优秀政治干部王均、交通员陈大贵等同志就是这样牺牲的。后来上级虽然也几次派人送电台来但每次在半途都被敌人截住了。直到一九四六年春天，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才派人携带一部收发报机，通过敌人的层层关卡来到海南。同时上级还派张小章(即张婉玲)、梁方明、叶佐平、黄磊、陈焕楷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熟记电台联络信号，化装从香港经澳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海上漂了几天几夜，来海南参加重建电台工作。现在我们来学习，就是要用这部电台跟延安党中央沟通联络。
记得是八月一日，无线电训练班开学了。全班六名学员，有的是从连队调来的干部，有的是机关的警卫员。冯白驹司令员亲切会见了我们并讲了话，指定我当班长。学习开始，我们的劲头很足，不管是清晨还是夜晚，一有空大家就饶有兴趣的念起“的的的哒!的的的哒!”。电码记熟了就写字码、练速记。不过最感头痛的是文化程度低(六个人当中，文化水平最高的只不过是高小程度)，加上张小章、梁方明、陈焕楷等同志都是讲广州话，上课讲的我们听不懂。当学到第二个月，学报务理论、电工原理时，那简直是“鸭子听雷”。虽然有时候王谷彰同志来给我们当翻译，但很多具体问题，如什么电离层、欧姆定律等还是很难理解。个别学员的思想开始动摇了。冯白驹司令员知道后，便到我们这里来，勉励我们说：“多少年来，由于我们没有电台与中央联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了解得不多，国内外的真实消息知道得很少，报纸要看敌人的，行动处于被动地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好久才知道……。自从丢了电台，中断了和党中央的电讯联络，我们简直成了敌后的孤儿、聋子、哑巴!电台是多么重要呀!全纵队的同志，全岛的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呢。”这些话，给我们鼓起了勇气，增强了学习的信心。
“电波以每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在空中传播，用无线电在一瞬间就可以完成通讯任务”，这个原理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
通报练习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课程。每天天还末亮，在那张竹子编成的桌子上的振荡器，就发出刺耳的“的的的哒”的声音，大家都争着学打振荡器，练习收报发报。
正当我们学得起劲的时候，抄报练习用的纸张没有了，铅笔也用完了(这些东西都是老百姓从敌人占领的市镇上偷买来的，现在又被敌人严密控制，老百姓买不了)。一天清晨，张小章台长来给我们上课，大伙急得围着她团团转，个个象泄了气的皮球。
“不要紧，这一点芝麻大的困难算不了什么，同志们，照我们的老办法练……。”张小章台长安慰我们后，便传授我们一种新的练习方法。即把我们几个分成两人一个“专向”，三人一个“网路”，在室外各自找一块平地，一入拿着一支小木棍，一人用口念电码，其余的人就用棍子在地上划。你呼叫，我回答，你拍发，我抄收。就这样，我们克服了纸张和铅笔缺乏的重重困难，`掌握了通报技术。
“鸣!鸣!鸣!”手摇发电机不断地在叫。“的的的哒!的的的哒!”电台呼唤延安的信号不停地在空中飞奔。机器版面上的刻盘总是360度的来回转动着。可是，机器里传出“歧吱咕咕!的的哒哒!”的信号有千千万万个，到底哪个才是延安的信号?真是大海捞针难寻找呀!尽管张小章台长一再安慰我们说，新架一部电台，一月半月叫不通是常有的事，一方面固然因我们设备差，另一方面，也常有这样的情形：呼号虽然是和对方约好了的，但常常碰到发呼号的时候，双方都在发，守台的时候大家都在守，或是你发呼号的时候，对方刚好没有守台，听不到。但谁都看得出，张小章台长比任何同志更焦急。她一只手握着刻盘，聚精会神地寻找延安电台，一只手按在键柄上，有节奏的跳动，不断地发出呼叫延安电台的呼号，汗水沿着面颊扑簌簌地滴下来。
“延安!延安!”
“你在何处?”……张小章台长，整天为联络不上延安而苦恼着。自从她带着党的委托来到海南，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日夜操劳，千方百计跟党中央联络，可是谁知事不从愿呢?这个活泼的姑娘，不但对无线电有强烈的爱好心，有过硬的技术，而且还是个歌手哩!平常，她经常教我们唱“延安颂”“通信兵歌”，有时还教我们跳舞，热情洋溢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现在，只见她整天紧锁眉头，时刻坐在机器旁边，人熬瘦了，眼睛熬红了。但她总是以坚定的口气说：“一定要和中央联络上!”
“听到了!”
“延安电台在叫我们。”一天晚上，忽然联络台的同志高兴得叫了起来。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霎时便传遍了纵队司令部、特委机关，许多同志都急忙地往电台跑来。这时，张小章台长和梁方明同志正焦急地坐在一盏微弱的豆油灯旁，不断地发出回答延安电台的信号。
冯白驹司令员抱着满怀希望赶来了。他边走边喊着：“小章，小章，真是接通延安了吗?”“延安的呼叫我们是听到了，可是我们的回答信号他们还未听到。”张小章台长兴奋又不安的回答说。在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到她那深陷的眼眶里，闪耀着灼急的光芒！
“海南——延安相距这么远，这小家伙能行吗?”。冯白驹司令员仔细地抚摸着那部用“801”真空管装配起来的发报机问梁方明机务员。
“说不定。”方明说。方明同志是装配这部机器的机务员。这部发报机是从香港买回零件自己装配起来的，按理论原理输出功率只十五瓦，但实际发射距离到底多远，尚不得而知。所以，他不敢肯定的回答。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延安电台总是不停地呼叫我们。我们几个学员，谁都争着上机守听延安的声音。摇机班的同志，爬高山，穿密林，剥藤条，砍木杆，升高电台天线，个个心里都盼望延安快点听到我们的声音!
一天，二天，三天……过去了，我们和党中央的联络还是接不上。
张小章、梁方明等同志整夜轮班工作，大伙知道他(她)们：工作辛苦，主动给他(她)起火取暖，给他(她)做夜餐仅仅是一点白盐煮稀饭，可来之不易。这些日子大家都是吃红薯、山芋头……。这些天来，除了值班的警卫以外，许多人自动坐在电台草寮外守候着。当然，冯白驹司令员和一些领导干部也在此之列。
冯白驹同志，自从得到党中央给我们送来电台，心情比谁都激动。当时，上级党(南方局)派人来海南传达了一个决定海南革命前途命运的“南撤”指示；内战爆发后，广东十年黑暗，海南斗争没有前途，要琼纵和地方红色干部通通撤到越南北方去。要我们将病弱的干部和战士，特别是女同志作复员处理，让他们回家务农，分散隐蔽。这个指示本来没有向下面传达，但不久下面很快就知道了，象一颗重型炸弹在指战员心里炸开了，伤透了大伙的心，干部战士，特别是女同志，许多人放声大哭起来。“怎么办?”大家都知道这个“指示”行不通，但也清楚它是从上级来的。最苦恼的是冯白驹同志，几千双眼睛望着他，要他下决心、想办法!秋天的山区是寒冷的，乌云夹着浓雾，覆盖着一座座山峰，象铅块压在头上。阴天下着毛毛细雨。大伙烤着火，谁也不愿说话，一双双眼睛望着冯白驹同志的草棚。在这转折的关键时刻，冯白驹同志比谁都关心琼崖革命斗争的前途。他认为“南撤”的指示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就是把琼纵全部力量丢在海中。他坚信：只要坚持下去，环境再严重，也决不会统统被敌人消灭掉。特委其他领导同志都同意他的看法。于是，他亲自起草了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请示中央和毛主席。他还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支持我们的意见，那我们就在这块以先烈鲜血染红了的土地上战斗到最后胜利。”
“通了!”
“延安电台回答我们了!。
一天午夜，值班的张小章台长突然惊喜地放声大喊起来。对我们报务员来说，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就是这些“的的的哒”。在场的报务员、摇机员和其他同志个个热泪盈眶。喜讯很快传到司令部、特委机关，人们象回到亲娘怀抱里一样高兴，雀跃。冯白驹司令员高兴极了，快步赶来电台，紧紧握着张小章台长的手说：“这半年来，你们辛苦了。”
冯白驹同志亲自起草的那份密电，当天晚上很顺利地发到延安去了。
琼特冯白驹同志：电悉。你们意见很对……中央坚信，有长期斗争光荣传统的海南军民，定能克服困难，战胜顽敌，迎接全国的伟大胜利。(大意)党中央的复电，出于意外地很快地发来了。接着我们抄来延安电台第二份电报，内容是：“祝贺你们与中央沟通了联络。”
延安声音传遍五指山，传遍海南岛。从南渡江畔飞越五指山区到天涯海角，山寨，椰林，到处呈现一片欢腾!我们的革命战士是多么可敬可爱啊！他们需要的是：为解放祖国宝岛的权利，为几百万各族人民的幸福而献身的权利!他们盼望的是延安，是党中央的指示。
从此，我们重建了电台，可以同延安直接联络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岛军民团结一致，为迎接全国的伟大胜利而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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