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不久，父亲任海口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一人担任两个重要职务。有人劝父亲和母亲离婚，因为那时母亲的肺病非常严重，影响“首长身体健康”。只要父亲向组织打离婚报告，马上会获得批准。但父亲没有抛弃生病的妻子，这件事让父亲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父亲担任海口市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常深入基层，因此海口市的老工人对父亲的印象很好。经济困难时期，因营养不良，父亲身患水肿，仍坚持工作在第一线。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海南区党委办公楼大字报铺天盖地，那时父亲是海南工交部部长，可父亲的部下没有一人贴父亲的大字报。
父亲于1966年10月26日奉广东省委调令，离开海南前往广州的广东省机械厅任副厅长。一个月后，调往广东省重工业厅任副厅长。那时重工厅的厅长已经因文革而靠边站，父亲既要抓生产还得挨批斗。重工厅下属的中专学校学生为了让父亲签字将他们分配在广州工作，也来揪斗父亲。在海南这块父亲战斗和工作过多年的地方父亲没有挨过批斗，可是在广州这个“文革”前没有工作过一天的地方却屡挨批斗。父亲的罪名是“走资派”、“特务”。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父亲还被揪送关押在广州警备司令部，与他同时被关押在广州警司的还有许多不同单位的老干部及省级的领导。
那时我是父母身边年纪最大的孩子，而妹妹年纪尚小。母亲疾病缠身，给父亲送食物、生活用品和生活费（当时规定每星期一，被关押者的家属可前往警司送一次东西）等事情全靠我一人去做。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会来到母亲的床前，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母亲说，从没想过父亲在反地方主义时会受到批判，因为父亲是个无地域观念的人。无论是大陆干部还是海南干部，他都一视同仁（曾有大陆干部的孩子向我证实了这一点）。父亲待人很好，就是有不同意见，说过也就没事了，不会心存芥蒂，更不会记仇，心胸坦荡。反地方主义时，父亲请求辞去区党委常委一职，是大陆干部力保父亲，才得以继任。父亲在反地方主义时已是海南行署副主任（正厅级），但反地方主义结束后，父亲再次回海口市只担任代理市委书记。对职务的高低，父亲从不计较，从无怨言。
父亲被关押期间，大部分工资被扣。只给父亲本人发20元生活费。由于决策者不知我母亲有退休金，以为她是靠父亲抚养的家庭妇女（母亲是行政16级的老干部，193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她18岁。因为疾病，1959年组织动员母亲退休，领70%的工资，因为那时还没有离休这一说。母亲的退休金在街道领取，党籍却在重工厅），除了给我姐妹发生活费，还给母亲也发16元的生活费。好心的会计阿姨知道我母亲有退休金，但不说出来，我去领钱时，她特意叮嘱我：“这是你妈的生活费。”当时，我真的很感谢她。每个月领了生活费，母亲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厅里给父母交党费（父亲虽然没领全额工资，党费却一直按全额工资缴纳，一分钱都不少交）。母亲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有义务向党交党费。”父母的共产党员优秀品质，体现在即使受到冤屈也丝毫不改对党的忠诚。母亲对我说：“我们当年入党，从没想过要当官，那时我们入党是要被砍脑袋的。就是因为鬼子来了，烧杀掠抢，残害妇女，坏事做尽。为了不受欺凌，我们才革命！”
父亲被关押几个月后，母亲大吐血，我送母亲去肺结核医院的观察室，由于病房内除了母亲外，还有其他的肺结核病人，母亲怕我被传染，坚持让我站在病房门口外，没事不许进去。当时病房很简陋，是平房，走廊连着户外。那天晚上寒风刺骨，我在医院的病房走廊不停走动直至天明，一夜无眠，那年我14岁。那段经历刻骨铭心，令我懂得了许多在一帆风顺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懂的事情。医生让母亲转院住院治疗，但需要单位证明，否则不能住院。考虑到家中的处境，母亲让我去街道开证明。我到街道办事处，等了好久才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出来，指着户口本上父亲的名字问：“她与这个人什么关系？”“夫妻。”“我们不开证明，你让他（指父亲）单位写证明。”无奈，我再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到父亲单位找军代表写证明。不巧，那天军代表不在。正当我准备离开时，遇到厅里的一位叔叔，当他知道我的来意，马上说：“你跟我来，我来写证明。”这位叔叔写好证明，又找负责公章的阿姨盖了印，交给我。我看到那证明写得非常好，比我预想的还好，心里非常高兴，也很感谢那位叔叔。有了这张证明，母亲在医院就不会受歧视。当我把证明交给母亲，她看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爸爸很快就要出来了。”果然，父亲不久后就去了干校。
母亲去世时，街道那位不肯给母亲写证明的干部来我们家商量抚恤金的事情，他走后我告诉父亲，“当年就是这个人不肯写证明给妈妈住院”。父亲劝我原谅他，“因为那是个非常时期”。父亲待人宽宏大量。父亲对当年积极批斗过他的人一概不予追究，组织上派人向父亲调查这些人在“文革”中的表现，父亲全部予以原谅。这是需要何等的襟怀才做得到！
1955年，全国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父亲定为行政11级。“文革”前父亲没有加过工资，并不是他没有机会，而是他相让。他是评定级别的评委，却从不为自己争级别。有的评委提议为父亲提一级，只要父亲不吭声，这一级也就到手了，可是父亲却明确表态自己不要。为了这个“不要”，父亲之后的待遇受损。广东省规定，“文革”前的行政10级，就是当然的副省级干部，但行政11级除了1927年前参加革命的以外，只有省组织部特批的才能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因为父亲当过海南区党委常委，广东省组织部才特批父亲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方便父亲就医。我曾问父亲后不后悔当初不提级，父亲回答：“我干革命不是为自己谋利益，如果为钱为利，当初我就不会回来。”
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一位领导代表组织找父亲谈话，希望父亲到交通部广东省航道局任一把手。父亲回答，自己年纪大了，不想当一把手。这位领导历数了父亲在海南担任的所有重要职务，说父亲是海南解放后第一任海口市市长，又当了十几年海南区党委常委，在50年代就是海南行署副主任，还是海南工交部部长，组织上认为父亲完全有能力胜任航道局一把手的工作，希望父亲学老黄忠挂帅出征。这样父亲才接受了组织上的安排。
父亲到航道局的任务是为建黄埔新港开发一条新的航道。当时，周恩来总理下了命令，航道局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打通航道。由于任务急、工作量大，父亲吃住都在工地上。按照当时航道局的设备能力，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是不可能的。为此，父亲接连几个晚上夜不能寝。一天晚上，父亲在工地上徘徊到深夜，遇上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他问父亲：“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是否担心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父亲说：“是。”这位工程技术人员说，有一个办法可以按时完成任务，但会有风险。父亲问，是什么办法？他说，航道局现有的挖泥设备，都是进口的质量很好的设备。据他对进口设备的了解，这些设备在设计时为保设备的安全可靠，在设备的最大工作量上会预留10%。现在工程紧，可以用足这些设备潜力。如果在现有的挖泥量上提高10%，就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不过，以前从没有人这么干过，因为担心这样做有风险，要承担责任，因此谁也不敢干。父亲问：“你有把握吗？”他说：“有把握。”父亲说：“既然有把握，就放开胆子干。出了事我负责，不用你们负责。”就这样，航道局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受到交通部嘉奖。事后父亲说，领导要敢于负责任，为群众撑腰，让他们大胆工作。父亲完成此任务后，又回到广东省煤炭厅。
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我母亲病危的最后日子，她住进肺结核医院的观察室，那天我和父亲都在医院。厅里来了两位女处长（她们都是老干部），她们对父亲说，考虑到父亲非常辛劳，厅里的女同志自动组织了一个看护队，轮流来医院值班，好让父亲回家休息，她们俩今天是来值第一班的。父亲谢绝了她们的好意，对她们说自己能行，并请她们向其他女同志转达他的谢意。父亲对我说，这件事只能由我们家人来做，这是传染病医院，如果其他人为看护你母亲而得病，我们会愧疚一辈子。（撰文：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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