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每天在门前的林荫路散步。有时我们兄妹也跟在父亲屁股后，学父亲背着手踱步。父亲转头看看我们，沉思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尽早重返工作岗位，继续为人民工作。文革前，父亲曾给广东省委写信，希望能重新审理对他的处理，但得到的答复是：当年没有把你们“地方主义”作为右派分子处理，已经很宽大了。
父亲曾被挂职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当副院长。父亲对医院的干部、医生、护士、工人都很尊重、随和。按医院行政科的规定，父亲可以用医院的小汽车。但只要身体许可，父亲总是自己掏钱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有时我陪父亲乘三轮车去医院看病，每到上坡路，父亲就叫我下车，帮蹬车的师傅推车上坡。每个月领到工资，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医院党支部交党费。有一次医院搞“忆苦思甜”教育，医院党支书请父亲讲话，父亲给职工们讲述了当年亲身经历的红军游击队的故事。以后，当我陪父亲去医院的时候，我发觉职工们对父亲更为亲热和尊敬。
文革开始了。父亲在林荫路散步时，看到路边墙上的大字报、大标语，眉头皱得更紧了。有一段时间，一些佩带着“红卫兵”、“红小兵”袖标的小朋友们在路上设卡，要过路人背“语录”才能通过。在战争年代，父亲曾多次通过敌人的关卡；而今还得通过这些毛孩子的关卡，真是哭笑不得。父亲散步时，还得揣上那本“红宝书”作“通行证”。
随着文革运动的升级，已下台几年的“地方主义分子”再次受到冲击。记得有一天黄康叔叔怒气冲冲地来找父亲，他脱下衣服，给父亲看他被批斗时被打的浑身淤肿和几乎贴满全身的跌打药膏。父亲也被抄家、关牛棚、陪斗。我们兄妹每周去探望被关押在“牛棚”的父亲，送换洗衣服。父亲当年打游击时长期在山野露宿，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我感到很心痛：父亲在“牛棚”顶得住吗？几个月后，父亲被允许“出棚”回家。和往常一样，他每天还沿着林荫路散步，只是手里多了根拐杖。
林彪事件后，一批老干部复出。来找父亲的调查人员和要求父亲写证明材料的信函也多起来。父亲总是认真回忆，实事求是地给予证明。同时，一些老同志也为父亲作了证明，使父亲得以从隔离审查中解放出来。没想到通过这些调查和证明，父亲与当年的一些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知道了彼此的消息，有的还恢复了联系，如当年介绍父亲到闽南游击区工作的邓子恢、当年在闽南红三团从班长打到团长的卢胜中将、当年任闽南抗日义勇军独立大队队长的彭德清少将等。当父亲在报上看到邓子恢复出，看到彭德清重新出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非常高兴，还叫我给彭德清写了一封祝贺信。父亲多希望自己也能早日恢复工作啊。可是不久，政坛又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父亲的希望又渺茫了。我陪父亲散步时，感觉到他的步履越来越沉缓，越来越经常地拄着拐杖休息。
1976年周恩来逝世，父亲叫我在客厅挂上用黑框镶着的周恩来的像片。1945年12月，组织派遣父亲回南方工作，父亲和周恩来等人同乘一架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从延安飞到重庆。翌年，父亲经香港到海南进入琼崖根据地。父亲看着墙上的周恩来像，沉思不语。以前，我陪父亲散步时，他从不让我扶，可是那天，我看他举步艰难，就伸手扶他，父亲没再推开我的手。以后，每次我们兄妹陪父亲走路时，都搀扶着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父亲给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写信，希望复查广东“地方主义”的案件。庄田叔叔组织撰写了有关冯白驹革命事迹文章在报上发表。在各方努力下，广东“地方主义”终于得到平反，父亲也恢复了原行政级别，并作为当时海南地区的代表，当选为广东省人大常委和省政协委员。但此时父亲年事已高，身患重病。好几次，父亲在病床上接到省人大和政协的开会通知，只能让我代写请假信，向会议秘书处请病假。有时父亲精神好时，叫我把会议寄来的文件、报告、提案念给他听，但他却不能亲赴会场参加讨论和投票了。
1982年6月17日，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父亲去世后，我们给当时已上调中央的习仲勋发去讣告，习仲勋给父亲送了花圈。黄康叔叔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致悼词。
父亲被撤职时是54岁，平反时已是76岁，经过了22年， -- 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22年呢？而且，父亲的遭遇只不过是时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上至中央，下至平民百姓，多少人经历了与父亲类似的和更为冤屈的遭遇。我们这一辈，能为防止和消除这种不平做些什么呢?（撰文：何穗闽 何海岛 何小穗 何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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