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汽车来到家门口接父亲，我正放寒假，哭着闹着要跟父亲去。父亲心一软，同意了。我破涕为笑，跟着父亲上了车。汽车上了广湛公路，父亲跟司机聊起来，说古大存喜欢坐快车，总是叫司机“快快快”，冯白驹则叫司机“慢点慢点”。父亲看着窗外，似乎回忆起与古大存、冯白驹一起工作的日子。
经过两天多的颠簸，汽车上了琼州海峡的轮渡。父亲站在轮渡的船头，眺望着越来越近的海南岛。这是他的故乡，也是他工作、战斗过的地方。父亲1904年10月生于海南乐会县(今琼海市)南仍村，13岁到南洋打工，1927在马来亚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回国后在闽粤边开建游击根据地和坚持革命斗争，1944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组织上派父亲回海南参加琼崖特委工作。他和罗文洪叔叔来到海口，由于地下联络站遭到敌人破坏，他们没有接上关系。父亲和罗叔叔化装成华侨，以办橡胶园为名，几经周折，终于进入琼崖根据地。父亲先后担任琼崖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海南区党委副书记，琼崖民主政府(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厅长等职。当时琼崖政府发行的纸币上还印有冯白驹和父亲的名字何濬(“濬”是“浚”字的繁体)。
轮渡靠岸了，我跟着父亲上岸。父亲在路边的小店买了顶椭圆盔形帽，就像《红色娘子军》里洪常青扮华侨访南霸天时戴的那顶。我想当年父亲和罗文洪叔叔扮成华侨穿越敌占区时的风范，一定不比洪常青逊色。
父亲还买了包椰子糖，却不让我吃，说是要访客送人的。父亲访客，从来不带手信，这次是探访什么人，居然破例呢？父亲领着我，钻进狭窄的巷道，踏上吱吱作响的木楼梯，敲了敲一扇柴门。来开门的，是小时候带过我的老保姆。老保姆没想到父亲会登门来看她，一把拉着我，惊喜得哭出声来。父亲把那包椰子糖放在桌上──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父亲“送礼”。父亲曾多次跟我们兄弟姐妹说：“作为一个革命家庭，本不应该请人来照顾我们，但实际的情况是不得不请保姆帮忙。我们要把保姆看作是家里人，不能看作是雇佣关系，有困难大家互相帮忙。”几十年来，我们家换过好几任保姆，我从未听过父亲大声说过她们什么。
在海口，父亲带我去参观五公祠。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经常翻看父亲的相片，看到那张 “解放海南岛诸首长在五公祠的合影”，就会辨认哪个是父亲，哪位是黄康叔叔，并问父亲照片上的其他叔叔伯伯是谁。长大后，我才知道五公祠和苏公祠的来历，才能回悟父亲当年重游五公祠时的心情和感慨。
离开海口，汽车向南开。一路上，父亲不时叫司机停车，父亲下车走到路边田头，和农民们一起抽烟攀谈。那时我听不懂海南话，只看着父亲有时指着田地，有时指指天空，时而拍着老乡的肩膀开怀大笑，时而眉头紧锁。我那时很惊奇，父亲怎么那么容易就同素不相识的乡民们打成一片。后来我才知道，联系民众、动员民众是父亲的“强项”。在琼崖政府工作时，父亲就同琼府和区党委的同事们一起，先后建立了20个县人民政府，在解放区和游击区组织生产，动员民众参军、组织支前运输队、筹款筹粮捐钱献枪，协助琼纵和大军解放全海南。
有一晚我们在万宁县兴隆农场看当地的一个杂技队表演，演员可能从未给什么首长表演过，显得很紧张，表演顶玻璃杯时，“哗啦”一声，十几个杯子掉在地上摔碎了，演员惊慌尴尬地呆在台上。父亲朝演员扬扬手，示意他继续表演。演员换上一套新玻璃杯再试，这次他成功了。父亲带头鼓起掌，我也跟着父亲劈劈啪啪地猛拍小手。谢幕时，那位演员特意向着父亲鞠了个躬。
在三亚招待所，我们遇到了正在海南旅行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餐厅就餐时，父亲通过翻译与她交谈。他们谈起在延安的经历，斯特朗1946年6月到延安，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谈话，就是1946年8月接受斯特朗采访时对她说的。父亲1945年在延安以候补代表身份出席党的七大，聆听了毛泽东在七大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和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不过在斯特朗访延安之前，父亲已于1945年12月随周恩来乘飞机离延安到重庆。斯特朗在三亚时，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与她会见合照。
在三亚住了几天，我快开学了，父亲还要到海南其他地方走走看看。正好斯特朗准备离海南经广州回北京，父亲托她把我送回家。斯特朗女士拿着父亲写的我们家地址，一直把我送回到广州的家门。
过了几个星期，父亲也从海南回来了。一连好几天，他好像在写些什么，不知是这一次回海南的回忆、感想或是建言、报告。后来，似乎听见父亲的一声叹息。第二天，只见父亲的文稿都躺在废纸篓里，案头摆上了两本如何养蜜蜂的书；只有那顶从海南带回来的“南洋帽”，在父亲房间的衣帽钩上挂了好多年。（撰文：何穗闽 何海岛 何小穗 何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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