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8年11月出生在福建平和县。那是八年抗战的第二年，当时，父亲担任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并以新四军留守处代表的身份，在闽南开展统战工作。在那艰苦险恶的战争环境，父亲实在无暇照顾我。我出生尚未满月，父亲就把我送给当地一家姓赖的贫苦农民代养。养父问我的名字，父亲看到路边一树桃花，在寒风中竟然含苞待放，说：“就叫桃花吧。”养父为让我知道自己的身世，没有改我的姓，就叫我何桃花。那时养母刚生了一个女儿，比我大一个月。养母的奶不够喂两个婴儿，两个娃只能养一个。养父流着泪，把他的亲生女儿送给别人，把我留了下来。
有一年，日寇飞机飞过村庄轰炸县城，村民四散奔逃，我惊慌地钻进牛圈，养母把我从牛肚子下拖出来，抱着我跑上山。有一次，国民党保安团探听到养父窝藏了一个“共党头目”的女儿，派兵来抓。养父抱着我刚从后门逃出，国民党兵就到了前门。养父背着我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山路，把我在亲戚家里藏了几个月，躲过搜捕。
在我懂事之前，父亲已转战南北，离开了福建。我一点也不记得父亲的模样。我在养父家每天放牛、种田，累的时候，有时会想父亲长得是什么样子，怎么还不来接我。全国大陆和海南解放后，父亲多方打听寻找，在福建政府和党组织的帮助下，终于找到我的下落。1953年桃花盛开的时候，当时的地委书记洪椰子亲自带着我的养父母，把我送到广州父亲身边。父亲对我说：“你是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奶水养大的，你是人民的女儿，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生活上不能有任何特殊的地方。”父亲把我的名字改为“穗闽”，就是纪录我这段福建出生、广州团聚的经历和我的福建、广州两个革命家庭。
见到父亲时，我觉得父亲瘦瘦矮小的，一点也不像我原先想象的那么威风魁梧。后来听到叔叔伯伯们与父亲的交谈，读到福建党史办采访人员与父亲的谈话纪录，才知道父亲当年参与创建了闽粤边游击根据地，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革命斗争。别看他瘦小，当年担任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时，还指挥过一千多条枪呢。
父亲的相册里，有一张在漳州市中山公园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讲话的照片。那是在1956年，漳州政府邀请父亲参加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并作演讲报告。原来，早在红军时期，父亲就曾在这里作过演讲。当时，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父亲受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派遣，到漳州指导工人运动。1932年5月1日，漳州城乡群众一万多人在这个公园召开“军民庆祝红军胜利攻克漳州”大会。会议由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王占春主持。父亲在会上代表漳州工人讲话，号召工人支援红军，参加红军。会后，父亲到汽车工会组织了二十部汽车组成支前运输队，为红军运送缴获的兵工厂机器和大批的食盐、药品等军需物资。
闽南革命烈士纪念碑的上端，是一个身着军装、肩背竹笠、手持步枪的红军战士雕像。对于父亲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尊塑像，而且是千百个活生生的战友们英魂的象征。1932年5月中旬，闽南游击队扩编为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闽南红三团)，王占春任政委，父亲任一连政治指导员。5月下旬，中央红军离开漳州，红三团在闽南坚持斗争。6月5日，组建不到一个月的红三团遭国民党军张贞49师重兵包围，突围时政委王占春腹部中弹，几天后牺牲。在6月23日的战斗中，团长冯翼飞和五百余名红军指战员牺牲。三连政治指导员林和尚为不当俘虏，纵身跳下悬崖，身负重伤，第二天被战友救回后牺牲。父亲和剩下的一百多名战士冲出重围，保存并重燃了闽粤边区的革命星火。父亲在闽粤边区工作战斗的十余年中，许多曾和父亲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同志、游击队员、交通员和掩护支持游击队的群众牺牲倒下，长眠在山野中。父亲曾说，我们是幸存者啊，我们不能做任何有愧於先烈的事情。
当我知道父亲要去漳州参加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就问父亲能不能带我一起去探望我的养父母。父亲说：“不行。这次是公差，所有交通、食宿都是公家安排。如果带你去，难免会沾公家的便宜。还是以后你自己自费去吧。”后来，父亲给我60块钱，让我自己买票坐长途汽车从广州回福建探望养父母，没花公家一分钱。
像这样的“美差事”，父亲从不带我去，可是“苦差事”父亲却没忘记带我。 1958年，父亲被定为广东“地方主义骨干分子”，被派往宝安县光明农场任副场长。我那时因病休学，父亲要我陪他前去。当时农场正在创建时期，条件很艰苦，宿舍和办公室都是茅草房。父亲说，这比当年打游击时住的山洞、树林好多了。本来我只是个家人，并非农场职工，也不领工资，但父亲却要求我和农场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
1961年，父亲送我到海南兴隆农校读书，他交代我的是：不要说自己是谁的孩子，不要找组织麻烦。我在农校读书时，学校每月发2元生活费。由于有了这2元钱，在我读书期间，父亲从来没有寄过一分钱给我。我在海南生活工作了四十余年并在这里成家立业，除了个别与我父母家有联系的人，几乎没人知道我是谁的后代。在这四十余年中，我们从来没有利用过他在海南的影响和关系，也从没有向海南的各级组织提出过个人任何要求。
1982年父亲去世时，海南行政区派赵光炬率代表团到广州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我的丈夫王兵中代表家属到广州机场接他们。见面时，赵老握着兵中的手问：“你是何浚的什么人？”当兵中回答说是在海南工作的女婿时，赵老说：“我怎么从来没听何浚说过他在海南有个女儿呢？”（撰文：何穗闽 何海岛 何小穗 何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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