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的“七大”
1945年4月，父亲作为当时最年轻的“七大”代表之一（时年25岁），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代表大会。65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父亲已90高龄，每每与我们忆及“七大”，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他的深情讲述中，不知不觉地将我们的思绪带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奔赴圣地
1943年，在一次反“扫荡”中，父亲右胳膊中弹负伤，在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的情况下，他不听医护人员的劝阻，执意重返抗日战场，继续投入到激烈的反“扫荡”战斗中。这年9月，日军对冀鲁豫边区进行秋季大“扫荡”，父亲所在的抗日救国总会随边区机关跳出敌人合围后，他接到了区党委书记黄敬的通知，得知自己被选为“七大”代表，即将赴延安出席“七大”。匆匆准备之后，父亲与中共北方局的刘宴春（时任冀鲁豫边区常委、宣传部长）、芦雪夫妇，军分区司令员刘德海（后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段君毅夫人陈亚琪（段君毅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等，乔装成农民，沿着刘少奇去延安的路线出发了。
在武装交通队的护送下，他们连续冲过日军两道封锁线，到达了绥德抗大总校招待所。此时，芦雪临产待盆，已来不及送医院，情急之下，找到一位农村老大娘帮忙就地接生。拂晓时分，这个远赴延安出席“七大”的小分队又添了一位小战友——一个嗷嗷待哺的新中国的后备军成员。
冀鲁豫边区距延安路途遥远，沿线日军封锁严密，父亲他们连续昼夜行军奔波，在两个月后（当年12月）抵达延安。中央组织干部科长王鹤寿（后任中纪委副书记）接待了父亲一行。由于行军奔波中险情不断，父亲不慎将组织介绍信遗失，因此无法确认身份，只能暂住中组部招待所，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后经一起来延安的同志和组织核实确认，才得以顺利报到，从此父亲开始了在延安的第二次学习。
2、延安学习
1944年初，父亲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第二党支部学习（简称“一部二支”）。当时的校长是毛泽东，副校长彭真，教育长黄火青（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时的“一部”集中了许多准备参加“七大”的代表。在支部中，大家都非常关心爱护年龄尚小又刚入党不久的父亲，经常主动向父亲介绍党的历史和前段时间进行的“抢救”运动的情况。
在中央党校一年多的学习期间，正是延安整风运动处于“总结历史经验”阶段。由此，父亲深入系统地学习了党的历史，逐渐明确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过程与其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也深刻认识到了王明“左”倾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
学习之余，父亲还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学会了种粮食、扎扫把、纺羊毛。在施肥劳动中，同志们开玩笑，故意将大粪泼到父亲身上，说是对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锻炼，父亲已由一名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农活好手。我们常常问起父亲在延安时期的生活情况，父亲说，就当时的条件来说，党校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在党校，伙食格外注意粮食米面的搭配，每个月还保证定量供应4斤肉；文化娱乐活动也非常丰富，《白毛女》、《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众多新剧都在党校首演，有时甚至还能看到电影。同时，中央对病号学员特别关照，都是用那种条件下最好的药品治疗，父亲的肠胃病和腿关节就是那时治好的，至今未犯。父亲常说，在延安，自己的身心两方面都得到了党“治病救人”的疗效。
3“七大”盛况
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父亲顺利通过最后一次资格审查，作为晋冀鲁豫边区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会议。会议中，父亲与代表一道听取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特别是学习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参与了热烈的讨论。父亲说，“七大”会议的选举最充分体现了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高度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生动实践。据父亲回忆，开始是由代表提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大会据此下发一个再讨论的候选名单，再由代表对其提出各种意见反映上去；毛泽东亲自对选举作了专门报告，教育大家要把各个地方、各个岗位、各种经历的优秀人物汇集起来，对几次“左”倾路线犯过错误又已经改正的同志，也要纳入候选名单。候选名单公布后，先进行预选，据其结果中央又作了许多说服工作，最后才进行正式选举，达到了中央和代表们的共同目标，当时党内空前团结、统一，为党内民主选举树立了楷模。
“七大”结束后，根据组织的安排，父亲被派回冀鲁豫边区工作（此时重庆谈判尚未结束）。1945年冬，父亲回到濮阳被安排到鲁西南新建的荷泽、定陶、南华、东明4县工作，先后任抗日联合会主任，南华县委书记，南华、东明工委书记。
4、 “七大”感怀
“七大”前后，父亲能在我党这样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在中国革命的心脏——延安学习生活了一年零10个月，在党的历史、革命理论、革命知识、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方面，系统地强化党务工作知识和理论，收益极大，对党的认识、党的领导和党与人民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为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七大”，父亲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老一代的革命家们的丰采、经历、贡献等，都有了生动形象的感性认识和深入的理性认识。父亲常说，参加党的“七大”是他一生中的大幸事，这一时期也是他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最集中、最有效果的时期。这段经历对父亲一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影响，实现了父亲革命生涯的一次大升华。（撰文：杨永庆、杨永春、杨永海、杨永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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