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父亲因为贫穷从这里走出,远渡重洋谋生,开始了他的童工生活。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出身贫寒的他,于1927年在马来西亚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929年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31年春,党组织派他到上海进行地下工作。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白色恐怖密布,蒋介石在此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年轻的他和同志们经受了这场腥风血雨的考验,坚定不移地坚持与反动派作斗争。后来,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把当时上海党组织中的一批年轻党员送往苏联学习。父亲作为其中的一员到了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马列主义理论。1935年春毕业,父亲又被派回上海工作。1937年5月,他调往福建闽西南特委任宣传部副部长。父亲在闽西南期间,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向青年人宣传革命思想,培养出一批坚定的共产党人。其中最杰出的一位是陈康容。她是华侨富商的女儿,接受了革命思想后,放弃优厚的家庭生活条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事业。后因叛徒出卖,她被捕了。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她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壮烈牺牲。
1941年父亲调往广东,先后任中共粤北省委宣传部长、东江游击区广东省区委委员。在此期间父亲与我的母亲结成了革命伴侣。
父亲于1946年一月受中共南方局委派,回海南工作。他肩负着向海南地方党传达中央关于国内形势及斗争方向指示的任务,同时,担负着携带电台恢复海南党组织与中央联系的任务。据父亲说,此前,琼崖党组织与党中央联系困难,而此时正值抗战胜利之时,党内一些同志对蒋介石即将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估计不足,产生了和平麻痹的思想
父亲到海南后,迅速恢复琼崖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传达并落实中央关于准备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指示。此后,以冯白驹为首的中共琼崖特委组成了新的领导核心,加强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充分做好战斗准备。在后来爆发的国内战争中获得了主动。
随后,大量的国民党军队集结海南,由于力量对比悬殊,给我琼崖党组织及武装部队造成了重大压力。此时,中央向琼崖特委提出了琼崖部队全体人员从海上转移到越南,与胡志明会合的指示。然而当时的琼崖特委则认为:(1)海上大量转移部队难以隐蔽,极易被国民党军舰消灭。(2)将部队转移出海南,放弃革命根据地并丧失群众基础,将会使琼崖党组织坚持二十年武装斗争成果前功尽弃。(3)敌进我退,避其锋芒——我党在海南的群众基础深厚。可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各地,保存革命力量,等待适合时机再重新集结。继续坚持琼崖的武装革命斗争。此决议电告中央后。毛泽东亲自拟稿回电琼崖特委冯(白驹)、黄(康)李(林李明):中央同意琼崖特委的意见。琼崖特委的这项正确决策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后,琼崖党组织的武装斗争和群众工作继续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力地牵制住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为迎接海南的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海南解放后,父亲任海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5月,父亲离开海南,调往华南军区任政治部秘书长。1953年转往地方工作任粤西行署主任,后任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党校校长。1957年调任海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
1958年,父亲被打成“地方主义”头子,与冯白驹同志一同蒙受打击。随后,1958-1962年,父亲下放到广东省番禺万顷沙珠江农场挂职副场长。这段时期也是我对父亲开始有完整记忆的时期。当时父亲很受冤屈——他怎会“反党”?他自幼跟共产党走,坚信共产主义。他的家庭可谓满门忠烈,许多家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堂弟共产党员黄会雅烈士年仅18岁就被敌人杀害,高呼革命口号而壮烈牺牲;自己的第一个妻子,共产党员陈康容不幸被捕后,誓死不出卖党和同志,赴刑场时高唱“国际歌”——视死如归,慷慨就义,成为闽西南游击区著名的女烈士;随后,在反动派的迫害下,他的母亲和不满一岁的儿子也离开了人世——死在了闽西南,至今尸骨难寻。当1962年后父亲调回广东省农垦厅任副厅长时,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同志勉励他说:黄康同志,我这一辈子也被人整过,不要紧的,振作起来。是的,振作起来,继续以行动来证明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父亲时刻都在拼命地工作。他患有较严重的肠胃病,但却坚持一年至少有5个月下乡,在家时经常伏案工作至深夜甚至到天明。
在1966年的文革中,父亲再次受到冲击。1968年,父亲下放到曲江县消雪岭广东省农林水“五七”干校,我们兄妹弟3人也从广州“上山下乡”到了海南。记得1970年,我用探家假期到干校看望父亲。当时极左路线猖獗之至,我见到父亲时,他头上还戴着“走资派”和“地方主义头子”的帽子被监督劳动,但他却很坦然。他对我说:“今后我可能要回家当农民了,没有关系的,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是始终信仰共产主义,始终忠于党的,这点你们要相信我”。他还说:“到时候我与你们几兄弟姐妹也可以团聚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仍表现得如此磊落、豁达,我被深深地感动,于是对他说:“爸爸,我永远相信你,你永远是我的榜样。就算你去当农民,我也要和你在一起”。此情此景,令人终生不忘。
文革结束后,父亲又重新恢复了工作。不久,习仲勋、杨尚昆到广东主持工作。在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父亲提出了应为海南“地方主义”错案平反的问题,由此揭开了纠正广东省四次“反地方主义”错案的序幕。
当时的广东省委和中央领导尊重事实、拨乱反正,纠正了这一类的错案。1980年,冯白驹被中央重新树立为“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1988年海南建省,冯伯伯的生前夙愿终于实现。虽然冯伯伯没有看到这一天,但是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一定可以得到安慰了。
地方主义冤案平反后,父亲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后来,为了让年青干部及早接班,他提前离休。
父亲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在谈到个人功劳的问题时说:海南的革命斗争史是以冯白驹为代表,全体琼崖将士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共同谱写的,任何个人不应该太强调自己的功劳。父亲还说:我们应该满足了,多少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他们都没有看到胜利的今天。
父亲去世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他仅有的一万多元存款作为孙子(女)们的学习基金。然而,父辈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却是无可估量的——他们在无论任何情况下,始终抱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他们一生不图索取无私奉献;他们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是我们今生最大的精神资源。作为琼崖的革命后代,我们将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为祖国的强大和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撰文:黄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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