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庄田被批准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院长刘伯承指定他兼任高级系副主任，承担学院的部分教学指导工作。当时，来这里学习深造的学员中，从红军成长起来的高级指挥员较多，他们一生征战，戎马倥偬，一下子坐下来啃书本，都有些不适应。而庄田深知，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对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负有重要责任；加上自己年近半百，以后这样的学习机会已不太多了。于是，他决心攻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尊重教官，按时完成规定作业，悉心研究现代条件下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战略战术，学习成绩优秀，获得教官的好评。他除搞好自身的学习外，还积极配合学院领导做了大量工作，并努力帮助一些文化程度较低、学习困难较多的学员，克服学习障碍，紧跟学习进度，共同完成新时期的学习任务。
1952年8月，为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经毛泽东主席批淮，在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刚刚结束军事学院学习的庄田被任命为该校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他对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所给予自己重任，感到无比激动，决心努力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信任和教育。当时，中央军委赋予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的任务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于人民事业的而且能组织与指挥现代化、正规化的步兵作战的中、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他铭记中央军委的办学方针，一上任就深入到学员中了解情况，作调查研究，锐意进行教学改革。他发动教官对学校训练部制定的训练计划、教学内容、教学制度以及教学方法等问题，发表不同看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许多符合实际的教改建议，如院领导亲自授课、加强科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等，都得到院党委采纳。宋时轮院长称赞他是一个懂业务、勤钻研、组织领导能力强的教育长。
1953年3月，庄田被任命为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的副校长。职务的变动，使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做一名称职的学校领导干部，他更加抓紧时间，奋发学习，刻若钻研教学业务。当时，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多是沿袭苏联军事院校的一套，还缺少适合我国军队的独特的成功经验。针对这种状况，庄田强调我军的办校方针，学习和吸收苏联的经验是必要的，但不能生搬硬套，应该以我军传统为主，适当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因此，他要求学校各部领导，特别是训练部，要发动教官和学员广开思路，共商办校大计，联系实际，认真总结我军的传统经验。他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按照集体分工负责的原则，积极从多方面做好学校的工作。既注意搞好学校的教学业务，又注意加强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在任职的三年时间里，工作加班加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中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干部，为促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5年，庄田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任命庄田为海南军区兼第四十三军司令员。
在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庄田不仅以打仗著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指挥风格，而且对部队的建设和训练也有丰富的经验。他对部队的训练和管理教育抓得紧，要求严，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他经常告诫下级指挥员：“军队要想打胜仗，最重要的是严格要求，严格训练。”这话概括了他训练、管理部队的特点。他治军注意结合教育，容不得半点松垮和懈怠，对歪风邪气，更是疾恶如仇，一旦发现，即严厉申斥，不讲情面。
他是海南岛人，土生土长，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又在这块土地上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建设革命根据地，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但他不满足过去早已熟悉和了解的情况。他认为，作为海南岛驻军的最高领导人，对全岛的地理和自然环境，要在自己的脑子里记得清清楚楚。因此，他把海南岛作为华南的一个战略区，带领军区和各师的主要干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进行考察，就象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考察团长考察陕甘宁边区一样，既慎密而又细致。在他上任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弄清了海南岛的军事、政治和地理等各方面情况。并在考察工作结束后不久，即把巩固海南、保卫海南的作战和建设方针上报给中央军委。由于这个方针是在科学考察的基础上产生的，完全符合海南岛的实际情况，很快就得到中央军委的批报。1957年秋，国防部长彭德怀到海南来考察工作时，对海南军区制定的作战方案，予以很高的评价。
庄田在战争年代，既作过政治工作，又作过军事工作，是我军一个比较全面的高级指挥员。他经常要求军事干部要学会做政治工作，政治干部要学会做军事工作。他首先自己作出榜样，抓军事工作时，注意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军事工作中去。因此，他和政治委员谢镗忠工作配合协调、默契。在担任司令员期间。他十分重视司令部的建设，对参谋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不但要求熟悉参谋业务，而且应经过实践锻炼。他要求参谋人员要有熟背地图的本领，要熟悉当前敌人的情况，要熟悉上下两级主管首长的声音和容貌，经常有电话来往的人，拿起电话一听就应该知道是谁的声音。他还要求司令部机关不论平时战时，只要条件允许都必须组织出操，过严格的军人生活，而他自已经常带头站在操场上。机关参谋人员见他要求严格，大家都一丝不苟。
他虽然身为司令员，但养成了事必躬亲、自己动手的习惯。有事要找下级，他总是自己打电话，不叫秘书转达；向下级布置工作，多采取面对面的方式，不搞中转站，一竿子插到底。他的这些良好的习惯深受下级的欢迎。要请示他批准办的事情，不拐大弯，直接请他拍板，从而减少了层次，加速了办事的效率。
他注重党性修养，严于律己，从不争名利地位，不计较待遇，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他经常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搞特殊化，不要向管理部门提出为难的要求。他回到故乡工作，亲戚朋友很多，不少人都想找他这棵大树靠个背，找份好工作图点方便。他告诉他们说：“我在共产党里做事，不同于旧社会为官作宰。你们不可依官待势，不可给政府添麻烦。”他有个外甥读完大学毕业后留在外省工作，想通过他的关系调回来安排个好工作。他不但不答应这个要求，还耐心说服外甥安心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工作。他对儿女的要求严格，不娇惯，不溺爱，从不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儿女上幼儿园和上学。他常对家里人说；“我们的子女，跟普通老百姓的子女是平等的，应当从小就教育他们养成与群众的子女同甘共苦的良好习惯。老子是因工作需要坐小汽车和亨有应有的持遇，他们没有权利享用。”在他的从严要求下，子女们自小就没有什么特殊感。
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文过饰非，一经认识，即坚决改正。他在海南军区任司令员期间，有时对下级批评不大讲究方式方法．伤害了一些同志的自尊心，他发现自己的缺点后，立即作自我批评，并在以后的工作中注意加以克服。他调到海南工作不久，正是党内批评冯白驹同志的所谓“地主主义”错误的关健时刻，他奉命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当他后来发现批评冯白驹不是实事求是的错误后，心里感到非常内疚。为了纠正这个错误，他在后来撰写的《琼岛烽烟》回忆录和《琼崖人民的一面光荣旗帜》诗词中，尽情地讴歌了冯白驹为琼崖人民创立的光辉业绩。在琼崖许多熟悉他的老同志部说：“庄老这个人性格豪爽，知过必改，一生光明磊落。
1961年。庄田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分工负责抓部队训练和学校工作。他上任后，带领机关的同志下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加强对部队训练的指导。
1964年，他突然被免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任命他为广东省副省长。这个决定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但作为一个征战了大半生的高级指挥员和共产党员，他相信党中央，也相信自己没有作过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情。因此他毫无怨言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些老同志对他当个挂名副省长很不理解，甚至为其打抱不平。他却对这些关心自己的同志说“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是我的信仰。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考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庄田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成立专案组审查他的所谓“反革命历史”。高级干部应该享受的生活待遇给取消了，工资要到派出所去领取，坐车要请派出所安排；有病需要治疗，医院竟不予接受。他斥问专案组的人员道：“我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出生入死，现在怎么会当了反革命?专案组有的人悄悄对他论“我们是奉命来办专案的，我们知道你的历史很光荣，但我们毫无办法。”
庄田身陷逆境，仍豁达大度，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没有丝毫的动摇。他坚信共产党总是共产党，乌鸦的翅膀不会永远遮住太阳。他相信，用诬陷的手法强加给他的那些“里通外国”、“叛徒”等罪名，总有一天会摘个水落石出的。他下决心要坚持到这一天。
他在被监护审查期间，党的生活被停止了，还不准他听报告、看文件和参加会议。在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反复阅读《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同时思索“文化大革命”出现的种种情况，头脑渐渐清醒了。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庄田和全党同志一样，心情为之振奋。1972年，他提笔向周总理写信，申诉自己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的经过。1974年，又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在周恩来、邓小平的关怀下，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被彻底否定了，给他恢复了政治名誉。1975年，他被任命为广州军区顾问。1982年，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6年，庄田被批准离职休养，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离休后，他仍抓紧有限的时间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把征战大半生的艰苦历程写成革命回忆录，如《琼岛烽烟》、《逐鹿南疆》等。还带病参与组织编写出版《琼崖纵队史》，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作者：吴基林）
浏览：1524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