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山起义参与者之一、原文登县抗日救国大队长柏喜宾的女儿柏秀兰老人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在世时经常对她说，“要是没有刘思公，我可能活不到今天”。原来，“一一·四”胶东农民暴动失败后，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伤亡惨重，柏喜宾和刘力生等一小部分幸存者，躲进了深山里，好几天都没吃上饭。刘思公得知情况后，冒着生命危险，深夜进山为他们送饭、送药，这才使他们幸免于难，保存了革命力量。
为了使地下党人在他家联络时，能及时觉察危险并迅速转移，刘思公拆掉了院子的围墙，站在院里能清楚地看到四周的动向，还开设了后窗，以便在敌人搜捕时，地下工作者能迅速逃走。
上世纪40年代初，驻在高村南庙据点的日军经常遭到地下党的袭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费尽心机想掐断这条交通线。在一次高村集日上，根据汤泊阳村联络站提供的可靠信息，化妆成赶集老百姓的游击队员，把从据点出来的13名日军全部消灭，并迅速转移。1941年7月21日凌晨，恼羞成怒的敌人，从文登县城调来100多个日伪军突袭包围了汤泊阳村（村志有记载）。敌人进村前，刘思公正召集抗日救国会的青年秘密开会。得知消息后，刘思公让其他人组织村民迅速转移到后山，自己则留下来做掩护并处理秘密文件。刚处理完文件，就被日军抓住。随后敌人把抓来的村民集中在村中的一片空地上，日军把军刀架在刘思公脖子后来回拉动，逼他交代联络站在哪里，谁是共产党员，顿时，刘思公的脖子上鲜血直流。但刘思公沉着冷静、守口如瓶。这时日军翻译官看到穿一身破衣服的刘思公一言不发，就对日军说：“这个人可能是个哑巴。”最后，日军把刘思公和其他被捕的村民都带走，让他们扛抢来的粮食。一名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村民孙启安实在走不动，就被日军用刺刀活活刺死。刘思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更加坚定了他抗战卫国的决心。由于刘思公机智沉着，不久之后，趁敌人不注意，他带领村民从敌人的魔掌中逃了出来。
1942年2月，刘思公开始担任汤泊阳村的村长，1947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与广大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又发动村中青年参军支前，并亲自为前方将士的家属助耕、代耕。在汤泊阳村联络站的周围，十几个村子里有近千名青年走上前线，三百多名村民参加支前，其中有二百多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近百人成为师团以上的领导，十几人成了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办互助组、合作社还是成立人民公社，刘思公总是以一颗朴实、公正、大公无私的心，在自己的岗位上与村民们同甘共苦。上世纪50年代成立农村小乡时，刘思公被民主推选为汤西乡乡长。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他没有向上级提出个人工作要求，回到本村继续担任村支部书记，一干又是八年。这期间，他经历了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大发展时期。刘思公常年白天和群众一起推小车，晚上提着马灯开会办公，一盏马灯陪着他走遍了村中的各个生产小队和汤泊阳村的大街小巷。
1966年，刘思公认为自己年纪大了，文化水平落后了，毅然提出不再担任村支部书记的要求，并及时培养了青年干部。当时，社教工作组给他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没贪公家一分钱，没拿集体一棵草的好书记。不干支部书记后，刘思公不摆资格，没有架子，依然下到生产队和群众同甘苦、共劳动。特别是他所在的生产队干部出现撂挑子现象时，他自觉站出来安排生产，和群众一起推小车、抓生产，保证了当年的粮食丰收。他80多岁时，还主动承担起村调解主任的工作，以自己特有的耐心和公正，屡屡使群众矛盾化干戈为玉帛，镇党委特为他颁发奖状，称其为“继续革命不停步的老党员”。即使在“文革”期间，汤泊阳村也没有派系和武斗情况发生，这与刘思公多年来良好的工作作风有很大的关系。
1992年，年事已高的刘思公来到威海，住进女儿刘维芹家里养老，但他始终惦念着汤泊阳村的发展。每当村里有人来威海，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总要仔细询问村里的生产和村民的生活情况。96岁那年，他通过网上视频和在日本工作的外孙聊天时，还不忘让外孙想办法给村里招商引资。
2009年3月4日，98岁高龄的刘思公在威海女儿家安然辞世，消息传到汤泊阳村，村民们陷入深深的悲恸中。得知老人的骨灰要回村安葬后，村里的老党员自发成立了“告别委员会”，并于4月2日在村里为老人举行了隆重而特别的告别会。在告别会上，天福山起义参与者之一、原文登县抗日救国大队长柏喜宾的女儿柏秀兰、抗日英雄于得水和抗日女营长吕凤斯的女儿于淑英、当年的抗日妇救会会长孙佑丽等与刘思公共同革命的先辈或他们的后人纷纷前来吊唁。大家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深深缅怀这位不怕牺牲、不计名利、舍己为人、一心为公的老革命、老党员、好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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