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五日，驻青岛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由美国军舰掩护开始撤离。并令蔡晋康部镇守薛家岛，掩护青岛国民党军政人员撤离。
蔡晋康，原是高密的土匪，抗日战争初期，拉起队伍，打着抗日的旗号，鱼肉人民。日本投降后，投靠国民党军，但因不是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现在，国民党大势已去，又想让蔡晋康当炮灰。在此形势下，蔡晋康思想开始动摇，与副团长杜再生密商起义反正。
此时，滨北军分区派地下党员到蔡晋康部做争取工作。我们通讯排经常要掩护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来往于我军与蔡军之间。
四月三十日，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人民解放军以第三十二军为主力的围攻青岛的部队，兵分三路，自北向南推进：三十二军九十五师为西路，围攻胶济路两侧的敌军；三十二军九十四师为中路，向即墨城北烟青公路以西的敌军进行围攻；华东警备四旅和警备五旅一个团为东路，向即墨城以东沿海一线守敌进攻，以保障三十二军左翼之安全，并积极向南发展，扫清青岛东北外围和崂山里的敌人，采取逐步压缩、分割包围的办法向青岛市推进。
我们的滨北军分区独立一团则安排在蔡晋康部队正面，敦促蔡晋康部适时起义。
五月三日，人民解放军进攻青岛的部队向青岛市郊守敌发起了攻击。
五月十九日，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九十五师二八四团攻克上疃，至此，敌人青岛外围防线土崩瓦解。
五月二十五日，青岛外围中心据点薛家窝落子，由国民党青岛保安旅一团在此防守。在人民解放军华东警备四旅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青岛保安旅一团缴械投降。
这时，老家我的哥哥在母亲的催促下，几经周折，来部队看我，给我带来了一身内衣和零用钱，慈祥的母爱温暖了我的身心。因为部队正在打仗，兄弟二人仅仅相会了不到一个钟头，就要分别了。我对哥哥说：“你回去吧！不要再来了，这里马上要打薛家岛，要打大仗了。回去告诉母亲，我很好，不要挂念我。”
五月二十六日，经过我方地下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山东保安二旅六团团长蔡晋康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选择了起义反正的正确道路，在我军地下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下，他以开会为名，将该团少校政治指导员陈幼明等反对起义的十余名军官扣押，在马家濠前线率团两千余人（含旅部特务连）起义。
当时，我随我们团长张希良（外号张大脚，胶东水沟头人）等人一起去马家濠前线与蔡晋康会面，接受对方起义。为慎重起见，我们这边，先选出了一位同团长差不多高的同志装作团长走在前面，同蔡方的走在前面的代表先相会，然后，我方团长跟蔡晋康才直接接触。并且，规定了暗号：如果手电筒上包着红布照过来，就是一切已经成功；如果不用红布包手电筒照过来，就是情况有变，需要部队立即准备战斗。
我方人员与蔡晋康部见面后，按规定，双方都不带枪。双方例行规定，互相做了检查，确认后，我方团长跟蔡晋康两人立即进入内室，很快，两人就出来了。我方要求，立即把蔡部驻丁家河的炮连解决，于是，双方一同火速去了丁家河炮连，宣布蔡晋康的投诚命令，炮连连长不服，刚想反抗，就被拿下，其余人员全部按照命令服从安排。
丁家河村北有一小山，山上有敌人的碉堡。我方团长命令蔡部炮连，照着敌人碉堡开炮。一炮，就把碉堡打掉了。山上的守敌跑了，解除了蔡部的威胁。
双方商定了蔡部起义后的安排议程和注意事项。
在我们的带领下，蔡晋康的起义部队到达辛安，受到当地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五月二十八日，蔡晋康部开往王台，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后于八月，由王台开往青岛，编入人民解放军三十二军二十八师。
此时，我们滨北军分区独立一团在胶南县党政军和民兵的配合下，向驻守在薛家岛的敌军发起了攻击。
五月二十七日夜，滨北军分区独立一团和胶南县指挥部一鼓作气，收复薛家岛村，拒不投降的国民党保安第二旅第四、五团大部，被压缩在道管山地区南、北屯一带。
五月二十八日，青岛国民党军五十军八〇八团的两个营，在炮舰的掩护下在北屯登陆，与滨北军分区独立一团对峙。
六月一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拂晓，我们又坚守了一夜，我和营部的通讯员小张，正坐在阵地工事前沿上观察敌人的动向，忽然，我听见了炮弹的呼啸声骤然而来，我大喊：“小张，快趴下！”我一个激灵就滚下了沟里去了。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把我耳朵都震聋了，炮弹炸起的碎石乱土噼里啪啦的落了我一身。炮弹炸后，我爬上沟来，一看，就在我和小张坐的地方，被炮弹炸了一个大坑，小张不见了。我急得大喊：“小张，小张，你在哪里？”我精心一看，小张已被炮弹炸起的土石埋了，只露出一丝头发，我边哭边用手往外扒土，等我把小张扒出来，他已昏过去了，我连捶打带喊叫，总算把他喊过来了。万幸的是，除了身上被土石划破了皮，胳膊腿上没有大碍，好险呢！
六月二日，我人民解放军解放青岛，国民党残军乘船溃逃。
六月二日晚，滨北军分区独立一团和胶南县指挥部趁势向薛家岛道管山里突击。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二旅第四团和国民党五十军808团逃走，我们占领了薛家岛，从此，薛家岛解放了。
青岛解放后，部队归属于三十二军，整编为二八七团，随华野南下。
过江后，我们部队到福建省剿匪。
那时候，福建的土匪特别多。福建的山又特别多，特别陡，很便于土匪躲藏，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一不留神，土匪就下山骚扰，祸害老百姓，老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
当时，我们部队属于建阳军区，先是在建瓯集训。附近有一个大土匪，名叫闫正，五十多岁，个子不高，据说他的活动范围在福建、江西、浙江三个省的交界处，势力很大，国民党蒋介石委任他为反共救国军七纵总司令。这股土匪武器装备很好，并且还装备了鸭绒睡袋，在山里，往睡袋里一钻，很暖和。我们部队打了三次，都没有捉住他。后来，他领着一些喽啰偷偷下山，在顺昌县的一个饭馆里吃饭，被老百姓看见举报了，我们部队立即出发，包围了饭馆，经过一番激战，我们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捉住了。我们立即上报，军区领导电报直报中央，中央命令立即送往军区司令部先押起来。我们就押着他往军区司令部走。由于当地地势险要，道路陡峭，我们把闫正浑身五花大绑，前面一个人用绳子牵着他，由于路很窄，余者只好跟在后面，我们押着他沿着一条江岸上的小路往司令部走，走到一处直上直下，非常陡峭的地方，土匪司令闫正纵身一跳，跳进激流江水里，连带前面用绳子牵着他的那位我们的战士，也一起被拖进江水里，淹死了。
因为没能顺利完成押送的任务，我们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同志们都气坏了，听到领导一声令下，我们顺势一举把这股土匪全部歼灭了。最后，端了土匪的老窝，俘虏了他的副官、太太等，还缴获了一箱子金条。
剿匪胜利后，我们部队从南方又被派往内蒙古去修铁路。
此时，我因伤病严重，被安排到南平医院治疗。在南平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也没治好，落下了病根，至今还不断复发。
因我有病，领导安排我复员转业回乡。
一九五二年，我复员转业回到了家乡藏马县龙马区前桃山（今青岛市黄岛区大村镇桃山村），参加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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