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平路7岁至13岁在崖西中心小学读书，毕业后到威海市学裁缝一年，后回家跟父亲学木工兼务农三年。
“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山东，山东地下党在全省范围内发起了武装起义，组织抗日游击部队。1938年7月车平路和家乡的一批青年投奔到黄县，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编入61团当战士。同年8月，车平路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底，61团奉命调往沂蒙山区。此间车平路由战士调任连文化教员，营青年干事。1939年5月，他调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受机要工作训练，这以后,机要工作就成了车平路的终身职业。
1939年7月，日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车平路被派到山东省委第一区党委做机要工作，1939年底又调到山东纵队第九支队工作。1940年9月，山东纵队二支队九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旅。车平路先后任机要部门副股长、股长。1942年秋车平路调到山东军区机要科工作。
从1939年下半年至1942年底，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抗日部队在反扫荡中也有很大伤亡。1942年11月，山东军区机关被敌人合围在沂水县对崮山上。日军动用了8000余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我军阵地进行猛烈地攻击，山东军区机关指战员奋勇抗击，连续打退了敌人11次进攻，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石头和敌人拼，一直坚持到黄昏，胜利突围。战斗中消灭敌人600多人，山东军区机关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了300多人（黎玉政委和王建安副司令员都负了伤），特别是在突围的关键时刻，敌人冲上山了，我军阵地背临悬崖无路可退，指战员们誓死不当俘虏，毅然跳下悬崖，许多同志都牺牲了。车平路在跳崖时被树木阻拦，幸存下来。突围后车平路回到了山东分局机要科。
1943年3月车平路奉命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当时从山东到延安途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五个省，要越过10几道封锁线，车平路等同志走了5个月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半。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1945年车平路被调到重庆中共代表团任机要科长。车平路回忆：“当时重庆与延安以及各个战略区联络频繁，来往电报很多，工作格外繁忙，同时又要对付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周恩来副主席很重视机要工作，把机要科安排在三层楼上，他与其他工作人员在楼下办公。周副主席经常说：‘你们在上面工作，我在下面给你们站岗放哨，国民党特务冲进来，首先由我顶着，你们好抓紧时间处理文件’。领袖的关怀和爱护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车平路等机要工作同志克服困难，保证了重庆中共代表团的机要工作顺利完成。
1946年春天，车平路调回延安中央机要局担任股长、秘书工作。1946年底调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工作。1947年3月国民党对延安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重兵压境下，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了延安，毛泽东决定留下，与陕北军民并肩战斗。中央组成了一个精干的指挥机构，车平路留下作中央首长的机要秘书。在转战陕北十分危险的环境中，车平路跟随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大军压境临危不惧，总是巧妙的战胜敌人。
据车平路回忆：“当时联络指挥主要靠电台、电报，所以每天来往电报十分频繁。无论是行军还是宿营，一停下来，主席头一件事，就是要看电报，一时得不到消息，主席就显得有些不安。周副主席曾向秘书交待，要随时检查电台联络和电报的收发情况，并随时向他报告。主席也反复交代秘书，有电报及时送，不得有误。记得1947年6、7月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庚兵团飞渡黄河直插豫西。毛主席对他们的行动非常关注。有一晚，我值夜班，半夜12点左右，陈赓司令员发来急电，我急忙送往主席处。警卫员面有难色说，主席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了，刚躺下。正在犹豫时，主席在窑洞里闻声已披衣起来，主席凑到油灯下，一边看电报，一边在军用地图上比划着，随即俯在小炕桌上复电，连我递过去的茶水也顾不上喝。复电写好后，主席指示我立即发出去。这时已是深夜3点钟了。主席伸伸胳膊，顺手从茶杯里捏起一撮凉茶叶放在嘴里嚼着。等我送电报返回时，看到主席窑洞里的灯还亮着。各个战区发来的大量电报，凡是请示、报告，主席都要亲自一件一件地批复。有时电报已送到机要科了，又要回去加以修改。有时修改了的电报不满意，毁掉又重新写。主席在杨家沟起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前后修改了9次，每一次都是机要科的同志用大字誊抄清楚后再修改。我们当时经手的这些文电，已经被载入中国革命历史史册。”
1948年1月车平路调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任机要科长，西北战场在毛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直接指挥下，经过了二年的艰苦奋战，解放了大西北。
1950年美军侵入北朝鲜，直逼鸭绿江边，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奋起参战，与朝鲜军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军。1951年4月车平路从西北野战军奉调志愿军司令部任机要处处长、政委。当时中朝联军已发起了第五次战役，指挥作战全靠无线电台，机要工作十分繁忙，车平路上任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十分重视机要工作。
据车平路回忆：“一到朝鲜，彭总就找他谈话，讲到：‘现在志愿军百万大军协同作战，面对残暴的美帝国主义，情况非常艰苦复杂。我们指挥作战，全靠无线电台。因此机要人员特别忙，志司机关现有一、二百人还忙不过来，又从国内调你们来。调你来，到机要处当政委吧！志愿军指挥机关人员来自各方，机要人员也不例外，有四野十三兵团的，有军委来的，也有各军区来的，这些人在一起工作，要注意搞好团结，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这里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都相当艰苦，要提高同志们的积极性，完成密码通报任务，确保作战指挥顺畅。’ 机要处在一座废弃铜矿的一个洞内工作，洞内潮湿阴暗，照明完全靠蜡烛，氧气也很稀薄。译电员工作时，两脚就泡在水里，有的同志连续工作一天一夜，出洞时都走动不了，不少同志得了关节炎。睡觉没有床，找点树杈上面铺上草就是床，吃不到蔬菜。在这种条件下，机要工作人员仍然任劳任怨，工作热情高涨。坚持到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保障了彭总及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指挥。”
车平路在朝鲜一直工作到停战后的1957年才回国。
1957年车平路回国后调总参机要局任处长，1962年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一年半，1965年任总参机要局副局长。总参机要局主要任务是保障军委总部对全军的密码通信工作，同时还担负着全军机要工作的业务指导任务。车平路在总参机要局20多年的工作中，为保障机密安全的指挥通畅，了解部队情况，有的放矢的进行业务指导，走遍了全国各地驻军所在之地和边防哨卡。曾先后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在严酷的环境中，身先士卒，亲临前线，到基层检查、指导工作。他的足迹遍布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援越抗美战斗前线、中苏边境冲突前线、对越自卫反击战前方。
1980年车平路调济南军区任炮兵顾问，1982年离休（正军九级），现在北京总参第九干休所居住。离休后，曾三次被总参干休所评为先进离休干部。
车平路从1938年参加革命到1982年离休，一直从事机要工作，对党忠诚，为我党我军的机要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车平路被授予上校军衔，1961年晋为大校军衔。车平路1952年由朝鲜政府授予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国旗勋章，1957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三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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