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县警卫团政治主任韩念龙同志把我找去，先详细谈了目前的形势，然后对我说：“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县团主力要撤到‘清乡’圈外去，另外组建一支短枪队，留下坚持原地斗争。县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韩念龙同志略微沉思了一下，说：“短枪队要在县委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密切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同时要发挥短枪队的特点，独立作战，多谋善断，机动灵活，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最后他还说：“斗争是艰巨的，革命总得付出一定代价的，但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我接受任务后，组织上很快从县公安局调来了三名政保队员，又从县团侦察排抽调了排长秦士贤、班长王忠等同志，还从区队和地方干部、民兵中挑选了部分骨干，一共二十来人，都是政治可靠、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接着，我们抢在敌人全面开始“清乡”之前，熟悉了全县重要集镇的地形，掌握了多种短武器的使用方法，并进行了应付紧急情况、化装侦察、翻墙过河等方面的训练。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不仅提高了短枪队的军事素质，而且坚定了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念，决心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
在反“清乡”的战斗岁月里，短枪队象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现在，回忆几个我亲身经历的战斗片断。
虎穴锄奸
四月的一天，短枪队得到一个情报，敌伪的一名“封锁”主任*到了天生港。当时传说，此人是汪精卫亲自委派到南通来检查封锁篱笆构筑情况的。上级领导要短枪队立即干掉这个汉奸，杀他个下马威。
任务十分紧急，但我们对这个汉奸的具体情况，如姓甚名谁，外貌特征、衣着打扮、落脚地点等几乎一无所知。而天生港是南通的重要港口之一，是通往沪宁的门户，敌人为控制这一战略要地，派重兵把守，单鬼子就有一个小队！篱笆封锁线则象毒蛇一样从这里伸向通如海启。要在戒备森严的虎穴中击毙这个老奸巨滑的汉奸，确实是很艰险的任务。领导一再嘱咐我，要机智勇敢，沉着应战。
接受任务之后，我向向导和队员交代了集合的时间和地点，自己便化装成小老板先出发。对这身打扮我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以小老板的身份出现，便于交际和接触各种人。我先到唐闸溜了一圈，一方面了解敌人的岗哨布局，熟悉地形，一方面练练扮演的角色。然后，我喊了一辆黄包车，派头十足地说：“到天生港！”
我从未到过天生港，进去以后，先熟悉街道地形。我边走边思考着问题，不知不觉走到一座桥上，一抬头，前边竟是鬼子据点。真险，差点儿闯了进去。好在桥头有个香烟摊，我便急中生智上前买了一包香烟，边抽烟边闲聊，才没有引起岗哨的怀疑。
为了继续侦察，我决定住进天生港旅馆。到了傍晚，我来到预定集合地点，向导已将六个人员带来了。我们在天生港郊外一、二里路的地方，找了个独门独院的人家隐蔽下来。天黑以后，我与小队长周伟化装成木匠，出去串街走巷，熟悉地形。周伟头戴西瓜皮帽，脚穿孝鞋，一副孝子的模样。这样装扮，即使遇到敌人盘问，也好推说家里死了人，做生活寻几个钱还债的。
看完地形，周伟回驻地待命。我又恢复了“小老板”的打扮，来到旅馆观察动静。当我正在院子里“散步”时，没想到鬼子忽然闯进来查房，大门口还放了警戒。情况来得突然，心中难免有些紧张，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个人安危事小，不能完成党的任务却是大事！如何对付敌人呢？回房间坐等查问？没有证件，肯定过不了关。我紧张地思索着对策。正在这时，旅馆边一家照相馆的老板出现在门口，我当机立断，大摇大摆地迎上去，装着一见如故似的，主动地谈起了生意经，一会儿功夫，鬼子小队长过来了。我心想：糟了，莫非鬼子发现了什么破绽？我看见靠柜台的墙边放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急中生智，走过去，一下就把车轮呼呼地摇了几下，“嚓”的一声猛刹车轮，一边欣赏车子，一边谈论车价，显得很自在。这一着很灵验，老板忙着递烟倒茶。鬼子小队长见我们亲昵的样子，也就没有盘问，跟着我们聊起来，后来竟然还送了张名片给我。
鬼子来查房，虽然叫人捏了一把汗，但也给我们送出了信号。在这之前，就有情报说“封锁”主任可能住在天生港旅馆，现在兴师动众大查房，大概就是为这个汉奸“保驾”吧。第二天，我什么地方都没去，就在旅馆里暗中侦察，对每个房间的旅客都摸了底，结果使人万分焦急，什么疑点也没有发现。我的心情很沉重，但装着没事的样子，在院子里踱着方步，脑子里却盘算着：只有老板住的厢房还没有进去看过，得想法进去看个究竟。
拿定了主意，我就直奔老板的厢房。刚走到门口，老板急忙出来挡驾，双臂一张不让进，这个举动引起我的怀疑。我赶紧摆出小老板的架势说：“我要找个好房间”，边说边往里闯。老板神色慌张，语无伦次地说：“这里不住人”，“这里已有人住了”。就在说话的当儿，我一眼看见房里坐着个光秃头大胖子，身穿提花绸缎大褂。这家伙究竟是谁？老板为何如此慌张？可见胖子是位要人。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又观察老板家的来往人员，发现老板接待的大多是些伪方军政界的人物。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胖子可能就是我要捕捉的猎物。
我又一次仔细地察看了旅馆周围的地形，就赶回队员们隐蔽的地点，同大家一块儿研究行动方案，并进行了具体分工。四月二十日夜幕降临后，我带着周伟、向导和一名队员直奔天生港旅馆。不知是临战前的激动，还是唯恐完成不了任务，我的心“砰、砰”跳得很厉害。我深深吸了口气，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暗暗下决心：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哪怕流血牺牲，也一定要干掉这个为虎作伥的汉奸。
我们很快潜到天生港旅馆附近。这时，旅馆后院的竹篱笆门已关上了。大家机警地把篱笆门扭开。按照分工，向导和一名队员在门外把守，我和周伟进去动手。我们闪过两道门，摸到了老板厢房背后。听见里面正在搞堂会，唱戏的，拉二胡的，作陪的，乱哄哄地闹成一片。往里一瞧，真巧，那个“封锁”主任正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西瓜似的圆脑袋露在窗口，对面沙发还半躺着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嘿！惩治这个汉奸的时刻到了！我把枪轻轻往窗台上一搁，狠狠地扣了下板机，“啪”的一声，“封锁”主任的光秃头顿时开了花。枪声一响，里面全吓懵了。周伟大喝一声“不准动！”又向屋里扔掷了手榴弹，屋里哭爹喊娘，乱作一团。
这是短枪队第一次执行任务。撤出时，我们还散发了传单，上面写着“飞檐走壁，来无踪去无影”，署名“一支梅”。
从此，“一支梅”名声大震，天生港除奸的故事不胫而走，在群众中广为传播。通西的民兵也成立了短枪队，搞得汉奸惶惶不可终日。一些伪乡、保长不敢真心附敌了，有的还暗中向我们缴纳公粮。
注：据档案资料，短枪队击毙的是如皋岔河大检问所主任凌月东。
震慑伪军
南通城与唐闸之间的公路和运河是日伪统治中心的一条重要交通线。敌人为了控制这条交通干线，在十里坊构筑了据点，驻扎了一个排的伪军。这些伪军自恃紧靠通城和唐闸的日寇，又有大河作屏障，不仅气焰嚣张，经常袭击我武装，残害百姓，作恶多端，而且对我们短枪队开展游击活动也是一个大障碍。
为了打开这块地区对敌斗争的局面，必须把十里坊的伪军镇住。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用武力敲掉这个据点显然是不可能的。怎么办？我们的战士是有勇有谋的。大家分析：伪军怕死的多，真正为日寇卖命的少；伪军也受鬼子的歧视，与日寇有矛盾；伪军毕竟是中国人，不得不考虑后路。另一方面，由于伪军的本性和处境，要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分析，大家的主意来了。一个战士说：“来个杀鸡吓猴。”一句话启发了大家。于是我们寻找机会处决了当地一个恶贯满盈的汉奸头子，然后写了一封信，派一个伪乡长送到十里坊据点。信上列举了汉奸卖国、残害同胞的罪行，同时向他们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他们“少做坏事，为自己留条后路”，“如果不听劝告，一意孤行，硬要与新四军为敌到底，决没有好下场。”伪军看了这封信，十分惊慌。
一天夜里，我们又得到群众的报告，说十里坊的伪军排长穿了便衣，在姘妇家里玩。大家认为这是擒贼先擒头的好机会。大家立即行动，跟踪追击，闯到伪排长姘妇家里。伪排长一见我们几个人进去，吓得跪在地上，象鸡啄米似地磕头求饶。我手提驳壳枪，对他点了点，他以为没命了，瘫倒在地。我喝令他站起来，他身子象筛糠似的立都立不住，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我搬了张凳子叫他坐下，和他进行“谈判”，并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敲掉你是很容易的。”他连忙说：“我该死，长官饶命”。我重新把上封信的内容对他讲了一遍，然后伸出四个指头，问他：“你可认识这个？今天可以不杀你。但是，今后你要再对我们‘老四’有个不是，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又向他讲明，为了让他好交帐，我们可以不到他据点里活动。伪排长怕死，连连点头称是，满口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就这样，十里坊的伪军被镇住了。从此，我们穿越公路，伪军睁只眼闭只眼，全当没看见。有时我们在公路上伏击敌人，他们也只朝天开枪，假意应付应付。
六月的一天，我得到情报，说有五个经济特务要从南通城到唐闸去。这些特务都是日寇的退伍军官，专搞经济掠夺的。我随即与李海珊同志商量，决定干掉这几个鬼子。我带短枪队伏击，李海珊则派民兵配合接应。队员们一听说要打鬼子，劲头特别高。我们化好装，一共七个人夹在行人中上了公路，有的在茶摊上喝茶，有的同群众聊天。李海珊带来的民兵，有的混在群众中，有的佯装在公路旁的河沟里捞水草，如发生紧急情况，他们便可以随时投入战斗。同时，他们还担任掩护和接应我们撤退的任务。
没多久，鬼子坐着黄包车得意洋洋地过来了。他们自以为背靠通城老窝，前有十里坊伪军保驾，万无一失。我发现来了七辆车，便对同志们说：“一人对付一个，能抓活的就抓活的。我一动手，你们即可就上！”大家点头会意，装着赶路迎上去，一人盯住一辆车，突然一起动手。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在自己人的眼皮下遇到新四军，还以为碰到了土匪抢钞票。一个鬼子慌忙说：“钞票大大的有。”我们的队员一听气极了：“谁要你的钞票，我们是大大的新四军！”这一回答却提醒了鬼子。狡猾的鬼子假装举手投降，暗地里却在寻找反扑机会。一个鬼子忽然一步跨出黄包车车杠，一手攥住了一队员的手枪，两人扭打起来，我见状忙去援助，送那鬼子上了西天。一回头，发现我对付的那个鬼子早已溜得远远的。我放开大步疾追上去，鬼子赶紧从胳肢窝里向我连开三枪，都没有打中。我追的速度比鬼子快，他回头一看，见势不妙，就往豆田里窜，结果被绊倒了。我朝他打了一枪，未中，他乘机装死，我追上去用脚踩住他的背，朝他头部打了一枪，这家伙呜呼了。我缴了一支日本式手枪。这时，十里坊的伪军才乒乒乓乓地打起了枪，照例向他们的主子作个交代。有个战士见状风趣地说：“伪军在替鬼子报丧哩。”
这次战斗，我们打死了四个鬼子，活捉了一个翻译。虽然这是一次小小的伏击，但对日寇的威胁很大。南通城的鬼子不得不哀叹：新四军“行踪飘忽，出没无常，实难对付！”
智擒汉奸
四甲坝的伪区长朱崇汉是一个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汉奸头子。这个家伙助纣为虐，帮日军在四甲坝一带搞起了竹篱笆，带领日军下乡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他认贼作父，推行伪化，奴役人民。这一带的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一致要求干掉这个坏家伙。余中区区
委书记倪少山同志几次向县委反映了群众的要求。
五月下旬的一天，县委负责同志找到我，要短枪队立即采取行动。我回到驻地，踱着方步，一边思索行动方案，一边习惯地哼着小曲。队员们早已摸透了我的心思，自动地聚拢过来，献计献策，最后大家商定了行动方案。
第二天，我到余中区与倪少山同志商量了一下，便化装成一个商人，风度翩翩地来到了四甲坝。镇上有个照相馆的老板，是余中区情报组的内线。我找到他说明了来意，他既高兴又为难地说：“这家伙是条赤练蛇，谁知道这几天又钻到哪个洞里去了，要搞他难哪！”我便对他说：“走！出去看看。打听打听消息！”
我们先逛了有名的茶食糕点店、酒楼、茶馆，又来到朱崇汉为讨好日军开办的妓院。鬼子一见我们进去，顿时警觉地问：“干什么来的！”我笑笑，点点头，退了出来。鬼子见我很有风度，没有多问。直到太阳斜西，还没有打听到朱崇汉的下落。只知他这几天既不住在伪区公所，也不宿警备队，到了晚上临时找个隐蔽的地方过宿，平时也很少露面，非得日伪军头目找他，他才露头。这家伙死心塌地地当汉奸，受到日军宠用，平时有一、二十个保镖保护他；他生性刁猾，自知作恶太多，百姓不会饶恕他，所以做贼心虚，行动诡秘，难以摸清其的活动规律。
正在着急时，照相馆的老板从一个情报员那里了解到了朱崇汉的行踪：明天晚上，一家老板请朱崇汉赴宴。这家伙晚上喝了酒，一般喜欢在“老同泰”酒坊过夜。
得到情报，我急着回去。这时，西街栅栏门已关，不准通行了。照相馆老板劝我住一宿，我想任务紧急，没有答应。老板只好起身送我。走到西街口，栅栏门里边有一个伪军坐在板凳上，跷着二郎腿，步枪靠在身边，吱吱嘎嘎地拉着京胡，哼哼呀呀地唱着小曲。我忙走上几步，捧他一句：“老总，拉得一手好胡琴啊！”他一听可高兴了，眼睛瞄了我一下说：“你会唱？来一段吧。”我爽快地答应了：“献丑了。”便唱了起来：“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唉……”。那伪军以为遇到知音，大为得意，拉得越发起劲。照相馆老板见情景也趁机捧场：“一唱一拉，都是好手。”接着指指我说：“老总，这是我亲戚，今晚要出去一下。”那伪军正在兴头上，说：“再唱一段走。”我又放开嗓门唱了一段，伪军便打开栅栏门，很客气地放我走了。
第二天晚上，夜色朦胧，凉封嗖嗖。九点钟光景，我带领九名队员再次来到四甲坝。只见四处一片寂静，敌人碉堡活象象个墨魔正窥视着我们，碉堡中还不时地射出道道电光。我们谨慎而又敏捷地避开电光，摸到“老同泰”酒坊后门左侧数十米处，小心地剪断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钻了进去，飞快地闪进一条小巷。
九个队员紧贴墙壁。我走到巷口，左右仔细侦察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便一个手势，让队员跟进。不一会儿，到了“老同泰”酒坊门口。按计划队员分成两个小组，我带着秦士贤和王忠两同志去叫门打酒，店堂伙计不耐烦地说：
“天太晚了，明天来吧！”
“能等明天，今天就不来了，快开门！”我加重了语气。
伙计一听，来头不小，不敢怠慢，连忙将店门打开。我们一下子闪了进去，用枪顶着他：“不许吭声，快把门关上。”伙计连忙关上门，我们冲进后院，朝几间房里一看，没有朱崇汉，这下可把我们急坏！，莫不是这家伙今晚又换了地方？要真是这样，错过良机，以后再行动可就费手脚了。
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把老板和伙计集中到一间房里，耐心地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不会牵连你们的。汉奸人人可杀，难道留着他害人民？我们是找朱崇汉，他今晚来住宿吗？”老板一个劲地发抖，不敢回答。其他几个伙计都说不知道。我们只好将他们分开，单独盘问老板，还是没有任何结果。正在着急时，忽见旁边小房门有个人影闪了一下，我警觉地赶过去一看，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一问是老板的女儿。经过耐心的工作，她才吐了一句：“区长说了，今晚要来住的，但不知来不来？”
听了这句话，我们心中有了底，决心坐等。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到半夜时分，朱崇汉还没有来。我不禁又心急起来，莫非这家伙心虚，临时改变主意到别处住了？正在这时，街上传来咯吱咯吱的皮鞋声。大家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屏住呼吸，凝神细听，足有一二十人。响声到门前停住了。
“开门哪！”粗嗓门打破了夜间的寂静。
我对着伙计朝门一指，伙计会意连忙去开门。门一开，只见一个圆墩墩胖乎乎的家伙进了门，他就是朱崇汉。只听他对门外的人说：“好啦，你们回去吧。”一个人答到“是！”一阵乱七八糟的皮鞋声渐渐远去。只有一个姓梁的保甲指导员紧跟在朱崇汉身后。
朱崇汉做梦也没有想到屋里埋伏着新四军。他酒气熏天，打着哈欠，挺着肚皮，颠着屁股，一摇一摆地朝后院走去。我与秦士贤死死盯着朱崇汉和那个姓梁的家伙。只见朱崇汉打开房门进去了，趁房内一片漆黑时，我们敏捷地跟着闪进屋内，朱崇汉懒洋洋地把驳壳枪卸下一扔，我随手接了过来。姓梁的家伙刚把枪挂在床头上，就被秦士贤拿了过去。当朱崇汉擦着火柴正准备点灯时，我与秦士贤两人迅速将枪口对准了他们各自的胸口。朱崇汉大吃一惊，接着飞快地从腰间掏出一件闪亮的东西。我心想：坏了，这家伙身上还有手枪。连忙上前抓住他的手臂，向上举起。他手腕一转，快速地把东西扔到了窗外。
朱崇汉发现自己碰到了新四军的短枪队，知道性命难保，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浑身发抖，牙齿格格作响，但他毕竟是个狡猾的老狐狸，稍一定神，两片不住颤抖的嘴唇哀求说：“新四军…..好……好汉，我是区公所办事员啊，没….没…没做什么坏事。”
这时，王忠从窗外拣回了那件东西，原来是一个新的牛皮皮夹子，里面放着朱崇汉的身份证。我说：“不用看了，久闻朱崇汉先生的大名，今日有缘相会，放老实点，跟我们走！”
朱崇汉一听要带他走，以为准是见阎王了，吓得往地上一趴，死赖着不肯起来。我们立即用绳子把他反捆了起来，嘴里塞上毛巾，脚上用绳子缭起，让他能走路却不能跨大步。姓梁的那个家伙也同样捆绑好。
月亮升高了。我们的队员夹住这两个家伙的臂膀，连拖带拽向外带。经过酒坊后院时，不知谁碰倒了一个酒坛子，碉堡上听到响声，立即发问：“哪一个？”几道手电筒光同时射了过来。大家随即蹲下，紧贴在大酒缸边上。敌人看不到什么动静，又将手电筒伸向别处搜索了。我们悄悄地从酒坊的后门撤了出来，余中区队正在那里接应我们。
第二天，四甲坝轰动了起来，群众高兴地议论开了：
“好啦，新四军把朱崇汉这个狗杂种干掉了！”
“谁敢当汉奸，朱崇汉就是他的下场！”
短枪队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的紧密配合和广大民兵群众的有力支持，始终坚持战斗在敌伪“清乡”区内，积极主动地深入敌据点锄奸，开展城镇游击战，狠狠打击了敌伪的嚣张气焰。在斗争中，我们根据“机动灵活、独立自主”的原则，学习运用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经常运用的有：偷摸战，化装进入据点，锄奸惩恶；伏击战，打击零星或小股敌伪军；袭扰战，轰散被日伪强拉来修公路、筑篱笆的民夫或掩护民兵群众搞破击；攻心战，对敌伪军政人员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分化瓦解敌人。粗略统计，在反“清乡”斗争的前六个月中，我们共进行了40多次战斗，毙伤日伪军14人，俘敌13人，锄奸7人，缴获长短枪8支。虽说战绩不大，但由于我们是在敌人心脏里战斗，对敌伪威胁很大，搞得敌人惊恐万状，大大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斗志。在反“清乡”斗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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