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千里，山东省博兴县寨韩村人。190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期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参加过北伐战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与领导了震惊齐鲁大地的1932年“八四”农民暴动。1935年参加红军，曾在延安“抗大”学习。抗日战争初期，被派回山东发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在清河区、渤海区任团长、军分区司令员、周村特别市第一任市长、渤海行署秘书长等职。建国后，到铁路部门工作，任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局长、电气化局副局长、视察室视察员等职。1992年6月因病去世。
参加红军
1932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博兴县委举行农民暴动。当时博兴的革命形势在全省是比较好的，但举行暴动条件还不成熟，马千里当即向省委派来的领导人省委军委主席张鸿礼提出：暴动条件还不成熟，应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但遭到张的批评，说马千里“右倾”，粗暴地拒绝了他的意见。当时马千里是县委军事部部长，以四区联庄会教练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已掌握了这支100多人枪的武装。暴动开始后，马千里首先带领兴福联庄会起义，收缴了联庄会的全部武器。旋即向五区进军，并与北线暴动队伍汇合，队伍发展到300多人，成立“鲁东革命第一大队”，马千里任大队长。其后部队迅速发展到700多人，并在博兴东部及广饶、博兴边界地区发动群众，烧地主的地契，抓土豪游街，开仓济贫，还截击了一辆国民党政府的汽车。群众奔走相告“天亮了，共产主义实现了，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遗憾的是，这次暴动是在王明“左”倾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在国民党军队的镇压下，不久就失败了。但它却在广大群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撒下了革命的种子。马千里也因此得到了斗争策略和革命实践的锤炼，为他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的那种坚持原则、刚正不阿、顽强不屈的革命品格奠定了基础。
暴动失败后，马千里作为暴动队伍的领导，自然成了国民党军队通缉的要犯，妻子被捕，幼子惨死。具有坚强革命意志的马千里，表现出威武不屈的革命精神。他和时任博兴县委书记的张仿一起前往胶东，去找在胶东以教师为掩护的中共胶东特委书记张静源。路上不幸被国民党民团扣押，后经张静源保释，并安排他到莱阳四区联庄会当教练。不久，因开展革命活动引起敌人怀疑，要审查；得到消息后，迅速脱身，经烟台、天津到了北京继续寻找党组织。本以为北京党的基础好，找党的组织比较容易，但到了北京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决定到北伐时的老同事高桂滋部暂时栖身，同时开展兵运工作。就在他一心一意搞兵运而初见成效时，马千里又被怀疑，他一不做二不休，当即决定带领4个士兵携枪到了苏区。
1935年冬，马千里同志等一行五人到达延安。经过红军后防政治部审查，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教员。不久，被委派到韦国清营三连任军事助教，随后又调到总政治部统战部当干事。红军东征胜利后，周恩来副主席批示统战部开展东北军的工作。马千里同志调入由60人组成的南线工作团工作。这时，周恩来同志认为可信，指示南线工委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并派他到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为北线工委成员，做争取国民党部队李仙洲、高桂滋、井岳秀三个师的工作，在工作中他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做出了出色成绩。有一次李仙洲部队一个连到我游击区抢劫，被我游击队缴械。周副主席派马千里同志把枪给他们送回去。他向负责接待的李营长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谈周副主席要我把枪给你们送回来，一是希望你们要抗日，二是不要扰民。这位营长口口称是。完成任务后，他被调到安定县委任统战部长，继续做统战工作。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西北和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迎接全国抗日战争新形势的到来，加强干部准备，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高、中级干部到抗大学习，马千里同志奉调入学。到抗大后，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党的方针政策和军事知识。马千里同志很快适应了抗大艰苦朴素的校风。他到抗大的第一课就是挖窑洞。他所在的班12个人，睡在一个炕上，挤的没有办法，翻身时得喊口令，大家一块翻。没有被子，每人只有一件大衣。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烧柴要自己到几十里路以外的山上去背。团结友爱也是抗大的好校风。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是相亲相爱的阶级兄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有事大家做，有难大家帮，有缺点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马千里在这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锤炼了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坚定的革命理想和顽强的革命斗志，为他以后长期从事艰苦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载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渤海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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