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建梓是 1963 年去世的，如今已四十多年了。
他老家是山东省寿光市东斟灌村， 1910 年 2 月出生，他的家族是寿光历史上名门望族。在他出生前，他的父亲、哥哥相继去世，他由母亲和爷爷抚养。他的爷爷是大家族长，叫李祥临，人称八老爷，是清末最后的举人，有着七品职衔。
父亲李建梓小时读过私塾，后又上过小学。
1929 年家乡兵荒马乱，他偷跑出来，随一些乡亲去闯关东。到了沈阳，他在一家店当学徒。他亲眼看到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胡作非为，非常愤怒，毅然辞工回了家乡。爷爷给他成了婚，生了一男（李明辉）一女（李瑞兰）。
1930 年父亲考入寿光县立中学读书。第二年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在国民政府的密令下，中国军队竟不放一枪退到关内，震动了全国。
在中共寿光县党组织的领导下，寿光县中学发起了救亡运动。李建梓同志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组织领导同学们起来，进行罢课、游行、请愿，反对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政策，在全县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当时国民政府寿光县长张贺元，秉承上级旨意，带领军警到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解散学校，驱逐学生。李建梓、于庚金、于兰友、郭如玉等四个同学被宣布开除，褚文勋、王怀芝、赵修德等各记大过一次，寿光救亡运动被镇压下去。斗争中，父亲李建梓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认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被县中开除后，父亲离开了家乡，来到北平寻求革命。他考入北平私立文治中学进修，准备考大学。那时，他经常与思想进步的同乡同学一起聚会，讨论局势。他喜欢读报， 阅读进步刊物书籍。 1934 年父亲考入北平中国大学。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又把魔爪伸向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又掀起高潮。 1935 年 12 月，北平爆发了“一 · 二九”学生运动。父亲李建梓与中国大学参加“一 · 二九”运动的领导人王春裕、黄诚、刘子荣、鲁方明 ( 余修 ) 等，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并与本校同学崔嵬、张瑞芳等同学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革命话剧，积极参加救亡宣传。他担任大学生纠察队队长，遭受国民党军警的拘留、殴打，也曾被捕入狱，父亲不屈服，更加坚定了斗争意志。
1936 年经过斗争考验，由北平地下党齐燕铭、余修同志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决心献身于革命事业，为实观共产主义而奋斗。
“七·七”事变时，父亲正在北平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日本占领北平后，逮捕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汉奸特务到处欺压人民，人们开始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在党的领导下，平津学生组成了几百人的学生南下流亡团。当时参加的人有张友渔、张宇光、孙陶林、蒋南翔、武衡、王春浴、刘子荣、赵修德等同志。流亡团一路宣传抗日、号召人民不当亡国奴。他们从天津，转烟台到济南。父亲由潍县回寿光老家，在家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37 年初，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了发动武装抗日紧急会议，在党的领导下，山东各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成立抗日武装。李建梓同志与赵修德等同志与当时鲁东工委负责人鲁省三、张文通取得联系，投入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斗争。
当时父亲的家庭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本人又是北平的大学生，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县里、社会上有很大影响，但乡亲们不知道他已是共产党员。
当时寿光县国民党张景月也在拉队伍，张曾多次派人利用亲戚、同学等关系前来拉拢父亲，要他到国民党军队工作，并许以政训部长之职。但父亲看清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本质，他立场坚定，不为此所动，断然拒绝。后张景月派人威胁也不服从。
张景月见李建梓软硬不吃，决定绑架。一天晚上，听说张景月派兵来抓人。父亲和魏培德、韩克新等数同 志到赵修德家集合，趁夜从赵家出走了，去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武装起义。拂晓张景月派来的部队包围了斟灌村，但他们来晚了，扑了个空。
父亲毅然放弃大家族家庭的优裕生活，放下大学生架子，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参加了八路军抗日队伍。
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成立后，父亲开始担任大队政委，七、八两支队合编后，担任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政治部副主任。
部队开创初期，斗争复杂，生活艰苦，并不断遭受敌人袭击，战友不断伤亡。作为政治工作者的父亲所到之处，利用一切时机宣传鼓动，亲自教部队群众学唱救亡歌曲。他那魁伟的身躯，响亮的歌声，鼓舞部队不断增强杀敌的信心和勇气。
当时天寒地冻，雪花纷飞，但部队从不住群众的住房，经常住场院、草棚，没有被褥，睡草铺，吃冷饭更是家常便饭。晚上大家挤在一起取暖，有时冷的睡不着，干部战士起来，围炉坐着。父亲利用这一机会给大家讲革命故事，民族英雄，讲到动心处，使战士感到天寒心暖，极大的提高了部队的抗日信心。
1938 年夏天，部队已发展到五，六千人。除司、政、供、卫四大部外，还有三个区 ( 团 ) 队，三个直属大队。经过不断战斗锻炼，已成为装备有机枪、迫击炮的坚强战斗力量。并逐步向正规化发展，行政上健全了出操、出课、请假等各种制度，政治机关这时印发教材，建立教育制度，出版报纸、刊物。进行党员登记，上党课，建立小组、支部。设立文化教员，俱乐部组建宣传队，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检查群众纪律等。老同志都说建梓同志对这支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父亲爱好学习，有时间就读书。他的讲话、写的文章都是亲自动手，经过反复考虑，先有腹稿然后动笔。处理问题，深思熟虑，多方面征求意见，绝不草率从事。
行军中他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走路。在战斗后，遇到同志们有伤亡、牺牲，他都是亲自看望掩埋。大家普遍反映，他对党忠诚，为人厚道，同志愿意接近他，有了心事愿意向他倾述。
1939 年冬，鲁东游击队奉命开往临沂地区，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鲁东游击队改编为山纵第一支队，李建梓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他调往地方部队鲁中军区第二分区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他不愿离开原部队和一些老同志，但组织上决定后，他还是服从。每当回忆起参加起义的战友鲁省三、韩明柱、王毅六、李梅生、李文光、魏培德等同志为革命已经牺牲时，父亲都流下热泪，深深怀念。
父亲对山东纵队建立后，极左路线开展肃托运动当时就有抵制，对在一支队的肃托有不同看法。他向上级反映，说象郭奎十五、六岁的小孩子竟成了托匪，真是让人难以相信。事实说明，他的意见是对的，当时山东纵队的肃托，确实是一大冤案。这个冤案在中国文化革命结束，才得以平反。
当时在鲁中生活很艰苦，战斗频繁，但父亲非常乐观。他对战友讲他投笔从戎后，由不会放枪的一个青年学生，经过与伪顽斗争和日冠的多次大扫荡战斗，现在已习惯于战斗生活，学会了打仗。他感到最痛快的就是带领一支人马打了休整，休整再打。一年春节，他为房东写下对联，上联“寂莫山林都是龙盘虎踞”，下联“堂堂华厦岂容寇马纵横 ” 反映了他杀敌的决心、信心和雄伟气概。
1942 年夏天，他由军队转到地方工作，担任鲁中地委委员、鲁中区党委秘书处主任，鲁中行政公署秘书长等职。在鲁中根据地，他认识了县妇救会长我的母亲程俊英同志。
程俊英家是山东沂水岸堤村人（岸堤现在划归沂南县），本人出生在济南，父母都是小学教员。程俊英只上了四年小学，因家里弟妹多，就辍学在家照顾弟妹。“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鬼子过了黄河，占领济南。程俊英父母南下了，她带着读初中的妹妹程振英回到老家岸堤村。家乡来了八路军，组织宣传抗日，程俊英受到很大影响。 1938 年八路军在岸堤村办起了抗日军政干校，在八路军女干部刘萍的鼓励下，程俊英带着妹妹程振英一起参加了干校学习，并加入了共产党。鬼子来扫荡了，干校学员分配到根据地党政军内，母亲程俊英参加了区小队，上山与日寇打游击。后来当了区妇救会、县妇救会会长。
父亲有严重的胃病，身体不好，组织介绍程俊英和他结了婚。不久生了第一个儿子，我的哥哥李新民， 1946 年又生了我，后来又有了妹妹李梦。
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就要爆发。在老家的大儿子李明辉找到鲁中政府，见到父亲李建梓。父亲当时在鲁中行署当秘书长，见到儿子从老家来，因与家乡失去八年联系，不知家乡情况，就叫孩子回家。李明辉回去后再次找来，要求参加部队。李建梓严肃地告诉儿子，干革命了，就和在家里不一样了，这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队伍，要能吃苦。李明辉答应了。李建梓送儿子到干部学习班学习，当时想给他买个本子，掏遍了全身，只有两角钱，这使儿子明辉受到很大的震动。
1948 年夏天，父亲李建梓调沂源县当县长，那是个非常穷的地方。当时很多老同志知道后感到惊奇！一个北京大学生、 1936 年的党员， 1939 年就是支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为人忠厚老实，现在又下去当县长，不知为了什么？有人为他抱不平，但父亲毫无怨言，相反讲自己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这是对自己学习锻炼、丰富经验的好机会。这充分说明了父亲忠于党，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
父亲李建梓拖着病体，在沂源县工作了一年多，后来又兼任县委书记，改变了这个鬼子实行“三光”政策，制造过“无人”区的穷县面貌，使人民翻了身，粮食当年丰收，在支援解放战争中，成为支前模范县。
1949 年，父亲李建梓随军南下，调往上海工作，先担任中共华东局行政处处长，成立党委后任中共华东局机关党委书记，后改为一级机关党委书记（全华东局大机关党委）。
部队刚进城，粮食紧张，军委会规定，军政干部任何人吃饭要凭粮票。李明辉哥哥的部队到了南京，他从报纸上知道父亲在上海中共华东局工作，就请假去上海看望父亲。李建梓见到当了连指导员的儿子很高兴，带他到机关食堂吃饭。问他把粮票带来了吗？明辉不在乎地说，你管行政处，我吃饭还要粮票？李建梓严肃地说，你这样做，有三个不好，一是别人会说你不好，老子当官，就可以不交粮票；二是说我不好，管行政处，儿子来吃饭就不交粮票；三是说你们单位不好，总想占别单位便宜。以后的几十年间，李明辉哥哥到父亲这边来吃饭，总是带着粮票，父亲说不用交了，明辉说，你说过有三个不好，我记着呢！
父亲李建梓没有忘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牢记进城是做人民公仆。 1955 年他调北京中共中央编译局当办公室主任。进入大城市后，有的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击，犯了错误。但父亲始终保持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父亲在战争年代就患了比较严重的胃病，解放后曾两次动手术，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给他买营养食品，他总是婉言谢绝。到北京工作时，住房比较紧张，他被分到一个过去做会议室的大房子住。房子很大，又是通间，住起来很不方便，领导上要给间隔一下，但他说，现在国家正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间隔房子需要花不少钱，就这样住吧。他用幕布把房子隔开住，直到离开北京。
父亲自幼爱好读书，到编译局工作，这对他加深对马列主义研究是一好机会，但当织织上决定调他到鞍山市担任组织部长时，他还是欣然接受．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当时辽宁省委组织部的领导人就是他在根据地时的老部下。但父亲对领导非常尊重，该请示的请示，该报告的报告。有时集体研究重大问题，他有不同意见，但在组织上没采纳他的意见之前，总是不折不扣地按照组织意见去办，即便有些事后来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他也从来不对组织埋怨，不向外人散布，也毫不显示自己，这再次说明他党性好，组织观念强的高尚品质。
同志们都说李建梓同志民主作风也很好，遇事总是征求别人意见，不论来自同级或下级都能虚心听取，反复考虑，不自以为是。
他对待日常工作严肃认真，重大问题亲自处理，上报下发文件亲自校阅，仔细修改，连错用的标点符号也是要一丝不苟地改正过来。
他经常关心同志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对待同志热情诚恳，一贯采取循循善诱启发帮助的办法。干部找他谈话，总是亲自接见，虚心听取意见，使干部感到亲切温暖，有时下边同志们工作出了差错，他总是首先承担领导上应该承担的责任，然后再指出同志们的缺点错误和应接受的教训，这样使犯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受感动，他这种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影响。
父亲对自己、孩子、家人非常严格。他到北京后，干部开始定级别，他主管干部，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主动把自己的级别从八级压到九级，还把担任机要秘书的程俊英的级别也压下一级，顺利完成定级工作。到鞍山工作时，有少数干部可以调级指标，本来母亲程俊英在调级范围里，可是人多粥少，难以平衡，父亲做了母亲的工作，没有给她调级。后来当母亲程俊英离休时才发现，定级定低了，又没有及时调级，她不能进市里干休所，待遇上也受到很大影响，但她没有怪自己的丈夫，而是自己克服困难。
父亲总是谆谆教导我们，不要特殊，不要以老干部子弟自居，要平等待人，懂礼貌，受劳动，刻苦学习，长大为人民服务。孩子们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育和期望。我们五人，二个大学毕业，四个参军，全都入党当了国家、军队干部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父亲的健康受到很大摧残，他患有严重胃病，进城后胃切除三分之二，肝也肿大，身体很弱。但他日以继夜地坚持工作。在鞍山他经常到钢铁厂，深入到车间工作，有时夜间还和工人一道加班劳动。每年的大年三十，他都坚持到鞍钢为夜班工人包饺子。他是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是可以配小车的，但他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车上班。
1962 年父亲去北京开会，肝部疼得很厉害，去医院检查患了肝癌。他问医生，如果是肝癌，还有多长时间？医生说一年，或者两年。中组部安排他到上海治疗。他要抓紧时间工作，不给组织增添麻烦，回到鞍山不提治疗的事，坚持工作。后来市委领导同志坚持让他到上海治病，那时中国经济上正处于困难时期，他为了给国家节省路费，他选择了从大连坐船去。海上风浪很大，那时的轮船小速度慢，船走了三天。他晕船不止，病情加重了。他这一去，就没有回来。
我的父亲李建梓同志做到了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母亲程俊英同志随爱人到鞍山后，在鞍山食品厂当总支书记。当时那是鞍山市唯一的食品厂。在三年困难时期，她领导工人在自己都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坚持生产。原料不足，找代用品，保证了市场供应。工厂离家很远，她每天步行上班，要走一个多小时。就这样，走了六、七年。后来李建梓病重了，组织上把她调到离家近点的市电业局当监委书记，这样她可以早点回家。在爱人去世后，程俊英毅然决定退掉独栋小楼的大部分住房，带着三个孩子只住两间屋，让另一位领导搬进小楼来住。
1964 年冬天她要求调回离开了二十七年的济南。回到济南，他带着两个在家的孩子，我和妹妹住到大通廊里，和普通干部一样。因房子不够住，我晚上住到机关阁楼集体宿舍去睡觉，直到去上大学。
她把两个儿子送到了军校，又把最小的女儿李梦送到军队。从此她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直到离世。
父亲李建梓去世时，母亲程俊英只有四十出头，完全可以再嫁，她没有考虑。母亲程俊英一面工作，一面照顾孩子，按照李建梓的遗志，把孩子一一送进了部队。她离休了，又默默地把孙子、孙女带大 。
2005 年 1 月她患了癌症，几个月后，她走了。她和爱人李建梓一样，两袖清风地走了，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她住的小单元还是房改时二儿子为她买下的。但她给同志们留下了一个普通干部、普通党员、寻常百姓的身影。
父亲、母亲安息吧！你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