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梓同志去世已二十多年了，但当老同志们相聚一起谈起他来时，都称赞他是个好同志，可惜死的太早了，表示深切怀念。
我与建梓同志的家乡相距一里多路，青年时在一起上过学，以后又在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发动武装抗日斗争，意志相同，感情较深，遗憾的是他在临终之前未得见面，今将他留给我的印象，略加叙述，作为怀念。
李建梓同志系山东省寿光县东斟灌村人，一九一零年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大家庭中，在他出生时，父亲、哥哥已去世，随母亲生活，上过小学，读过私塾，一九二九年当家乡兵荒马乱，他到沈阳当过半年学徒工，一九三零年考入寿光县立初级中学，“九?一八”事变时，在中共寿光县党组织的领导下，李建梓同志积极参加组织领导同学们起来，进行罢课、游行、请愿，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丧权辱国政策。当时国民党寿光县长张贺元，亲自带领军警到学校镇压，宣布学校解散，驱逐学生回家。李建梓、于庚金、于兰友、郭如玉(后叛变被我枪杀)等四个同学被开除，褚文勋、王怀芝、赵修德等各记大过一次，企图把这一运动打下去。
斗争中，李建梓同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无能，开始树立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一九三二年李建梓同志考入北平私立文治中学，经常在一起的多系思想进步的同乡同学，有的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他喜欢读报，阅读进步刊物书籍，并开始学习写作。一九三四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当时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向华北侵略，抗日救亡运动出现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革命运动，建梓同志与当时中国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王春裕、黄诚、刘子荣、鲁方明(余修)等，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并与本校同学崔嵬、张瑞芳等同学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等革命话剧进行宣传，虽遭国民党军警的拘留殴打，但不屈服，相反更加坚定了斗争意志。一九三六年由齐燕铭、余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献身于革命事业，为实观共产主义而奋斗。
“七七”事变时，建梓同志和我都在北平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日本占领北平后，逮捕爱国学生、进步人士等。汉奸特务到处欺压人民，开始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在党的领导下组成了二百多人的平津学生流亡团。当时参加的人记得有张友渔、张宇光、孙陶林、蒋南翔、武衡、王春浴、刘子荣等。我们从天津，转烟台到济南，建梓同志由潍县回寿光，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七年初冬，中共山东省委发动武装抗日紧急会议之后，我由济南回到寿光，与李建梓同志一起与当时鲁东工委负责人曹省三、张文通取上联系，在党的领导下一起投入了发动武装抗日力量的斗争。
当时建梓同志的家庭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本人又是大学生，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在社会上也有影响，但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作以当时寿光县土顽张景月曾多次派人利用亲戚、同学等关系拉拢建梓同志到他那里工作，并许以政训部长之职，但建梓同志立场坚定，不为此所动，断然拒绝。后则威胁也不服从。一天晚上，建梓同志还有魏培德、韩克新等数同志，我们一起从我家走后，拂晓张景月即派部队包围了我们住宅，但他们扑了个空。
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成立后，建梓同志开始担任大队政委，七八两支队合编后，建梓同志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部队开始创建时期，斗争复杂，生活艰苦，并多次遭受敌人袭击，战友不断伤亡，建梓同志所到之处，利用一切时机亲自教部队群众学唱救亡歌曲，他那魁伟的身躯，响亮的歌声，鼓舞人们不断增强杀敌的信心和勇气。
当时天寒地冻，雪花纷飞，但部队从不住群众的住房，经常在场院、草棚，没有被褥，睡草铺，吃冷饭、大家挤在一起取暖，有时围炉夜谈，建梓同志利用这一机会给大家讲革命故事，民族英雄，使人们感到天寒心暖。
一九三八年夏天，部队已发展到五，六千人，除司、政、供、卫四大部外，还有三个区(团)队，三个直属大队。经过不断战斗锻炼，已成为装备有机枪、迫击炮的坚强战斗力量，并逐步向正规化发展，行政上健全了出操、出课、请假等各种制度，政治机关这时印发教材，建立教育制度，出版报纸、刊物，进行党员登记，上党课，建立小组、支部，设立文化教员，俱乐部组建宣传队，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检查群众纪律等，在这方面建梓同志对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爱好学习，有时间就读书，讲话、写文章都是亲自动手，经过反复考虑，先有腹稿然后动笔，处理问题，深思熟虑，多方面征求意见，绝不草率从事。
行军中他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遇到同志们有伤亡牺牲都是亲自看望掩埋，大家普遍反映，他对党忠诚，为人厚道，同志愿意接近。
一九三九年冬，他调往鲁中军区第二分区担任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三年春我从滨海到渤海路经鲁中二分区驻地，二人又相见，他讲，在当时他不愿离开原部队和一些老同志，但组织上决定后，他还是服从，当回忆起鲁省三、韩明柱、王毅六、李梅生、李文光、魏培德等同志为革命牺牲时流下了热泪，并为他们默哀。他对一支队(七、八支队合编后改为一支队)的肃托当时就有不同看法，他讲有的人象郭奎十五、六岁的小孩子竟成了托匪，真是让人难以相信。事实说明，他的意见是对的，当时一支队的肃托，确实是一大怨。
当时在鲁中生活很艰苦，战斗频繁，但他非常乐观，他讲，他投笔从戎后由不会放枪，经过与伪顽斗争和日冠的几次大扫荡， 已习惯于战斗生活，学会了打仗，他感到最痛快的就是带领一支人马打了休整，休整再打。他指着他春节对为房东编写的对联给我看，上写着“寂莫山林都是龙盘虎踞，堂堂华厦岂容寇马纵横”这反映了他杀敌的决心、信心和雄伟气概。
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军队转到地方工作，担任过鲁中区党委秘书处主任，鲁中行政公署秘书长等职。日寇投降后，一九四六年春我们又在博山见面，这时他已与程俊英同志结婚，他请我吃饭，两人还共饮了几杯。我们从学生时代参加革命谈到日寇灭亡，回忆在年青时代的同学，有的参加革命，为国捐驱；有的则当了汉奸、顽固派，身败名裂。我们参加共产党干革命，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也是幸存者。他讲他在军队中干了多年，对部队有感情，舍不得离开，地方工作复杂不熟悉、难办，但也有好处，有利于对觉的方针、路线、政策的理解和向身的锻炼。丰富自己革命经验。
一九四八华夏天，曾接到他一封信，讲了他调沂南县当县长，我当时听了后感到惊奇。大学生、一九三六年入党，三九年就是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为人忠厚老实，现在又去当县长，不知为了什么，但他在信中，毫无怨言，相反讲他缺乏基层工作经验，这是对自己学习锻炼、丰富经验的好机会。这充分说明了他忠于党，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风格。
一九四九年，他调往上海工作，曾担任过中共华东局行政处处长，华东局机关委员会书记、中共华东一级机关委员会书记等，一九王五年调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当办公室立任。进入大城市后，有的人经不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犯了错误，但建梓同志始终艰苦奋斗，克己奉公，保持发扬了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建梓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患了比较严重的胃病，全国解放后因胃穿孔，曾两次动手术，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给他买些东西，他总是婉言谢绝。到北京工作时，住房比较紧张，被分到一个过去做会议室的大房子住，房子很大， 又是通间，住起来很不方便，领导上要给间隔一下。但他向领导提岀，现在国家正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间隔房子需要花不少钱，没有让间。后来用幕布把房子隔开住，直到离开北京。
他自幼爱好读书，到编译局工作，这对他加深对马列主义研究是一好机会，但当织织上决定调他到鞍山市担任组织部长时，他还是欣然接受．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省委组织部的领导人就是他的老部下，但他对领导非常尊重，该请示的请示，该报告的报告。有时集体研究重大问题，他有不同意见，但在组织上没采纳他的意见之前，总是不折不扣地按照组织意见去办，即便有些事后来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他也从来不对组织埋怨，不句外人散布，也毫不显示自己，这再次说明他党性好，组织观念强的高尚品质。
李建梓同志民主作风也很好，遇事总是征求别人意见，不论来自同级或下级都能虚心听取，反复考虑，不自以为是。
他对待日常工作严肃认真，重大问题亲自处理，上报下发文件亲自校阅，仔细修改，连错用的标点符号也是要一丝不苟地改正过来。
他经常关心同志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对待同志热情诚恳，一贯采取循循善诱启发帮助的办法。干部找他谈话，总是亲自接见，虚心听取意见，使干部感到亲切温暖，有时下边同志们工作出了差错，他总是首先承担领导上应该承担的责任，然后再指出同志们的缺点错误和应接受的教训，这样使犯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受感动，他这种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影响。
建梓同志多年患病，胃切除三分之二，肝也肿大，身体很弱，但日以继夜地进行工作，还经常到工厂、深入到车间，有时夜间还和工人一道学习工作，他的病情己发展到极为严里程度（肝癌），组织上催他到上海检查治疗，还怕耽误工作，给组织上增添麻烦，作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建梓同志对孩子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他总是谆谆教导孩子，不要特殊，不要以老干部子弟自居，要平等待人，懂礼貌。受劳动，刻苦学习，长大为人民服务。从现在的情况看，他的五个孩子，发展的还可以，二个上了大学，四个参军，五个入党，全都当了干部，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没有辜负他对孩子住的教育期望。
建梓同志五十三岁，正是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的时候，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确实令人痛心，但他一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做到了：
忠于革命忠于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
谦虚谨慎不自夸，
老实忠诚受尊敬。
赵修德一九八四年三月三日写于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