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后的今天，记者想采访杨勋，可说也是费尽周折，两月几十次打家庭座机无人接听，手机更是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状态。大暑那天，整个北京城犹如被一个巨大蒸笼笼罩着，酷热难耐。记者在北京大学东门口租一辆自行车来来回回地找，虽然在中关园42堬找寻到了杨勋的家，邻居却说好长时间没有见着这老两口了，是不是又去美国居住了。找到居委会也没有任何有用信息，记者心里好生着急。
9月6日下午，终于在中关园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杨勋老师。见老人拄着一根拐棍，经询问才知杨老师几个月前在烟台不慎摔伤，并动了股骨头置换手术，一生不想麻烦别人的杨勋不得不封锁消息，原来如此。
见到78岁的杨勋，一种母爱的温馨气息向记者扑面而至。一杯清茶中，采访开始了。
A.1932年生于寿光，1944年逃离敌占区，在莒南根据地找到父亲，1945年6月父亲在前线牺牲
“1932年5月，我出生在侯镇南仉村。1944年春节过后，大舅王洪印，用独轮车护送12岁的我和母亲，逃离寿光到莒南革命根据地投奔父亲。
“记得我坐在独轮车上，两眼无神，脑子里满是敌占区的可怕记忆，虽然我们出门时到侯镇日本人管的警察局开具了良民证，但仍不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心中布满恐惧。
“母亲常跟我偷偷说，父亲原名杨树梅，参加革命后改名杨绍震，我三岁时曾见过父亲，之后9年便生死不知，杳无音讯。父亲不在家，我跟母亲就常年住王家辛章的姥姥家，姥姥比母亲只大16岁，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俺们仨人相依为命，惶惶度日。
“我们终于在一个‘中药店’的八路军秘密联络点，与来接我们的警卫员小张接上头。跟父亲相聚不几天，我在水泉头村上了学，我们学校叫‘莒南县抗属模范小学’。‘抗小’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学校规定学生家长必须是团级以上干部。为我上学，父亲给我起了杨勋这个意味深长的名字，这一生，我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敢玷污这个名字。
“一年后，弟弟杨炳章出生了。1945年，抗日战争到了最紧张阶段。马上要去前线的父亲来跟我和母亲道别。他跟我谈了很多，最后严肃地说：‘你要学好，假如成了坏孩子，就不要说我是你的父亲！’
“想不到这句严厉的训话竟然成了父亲对我的遗嘱，不久就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在一次反扫荡中，父亲为了掩护群众而勇敢闯进敌人包围圈，为了不让敌人活捉他主动开枪，子弹打完后，把手枪和文件掩埋，然后英勇就义。听到这个消息，我泣不成声，母亲更是点着油灯，看着两个孩子，整整一宿哭得死去活来。
“这年的8月下旬，传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这一天距离父亲牺牲仅仅两个月，短短两个月，父亲却没能等到这一天。”
B.过黄河时常常遭遇敌机枪扫射，渡河小船曾被机枪打翻，情形万分危险，滔滔黄河水见证了我的火线入党誓言
“1945年底，早已是莒南县慰问团成员的自己，被选拔成为正式干部。我们带着四幕话剧《武装保卫城市》和歌舞赴三县慰问演出，这个时期，仅仅13岁的我忽然感到自己已不再是个小女孩，而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有使命感的人了。
“1947年2月，战争越打越激烈，我被抽调到惠民县渤海区工商干部学校学习，当时的工商局局长顾准(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很重视工商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半年后，我毕业分配到黄河岸边大清河贸易公司做财务，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转运粮食物资支援前线。
“1948年解放战争打到最紧张的时刻，我们的任务既繁重又充满危险。几乎天天晚上都要横渡黄河，在南岸点着汽灯运粮。过黄河时常常遭遇敌机的机枪扫射，渡河的小船就曾被机枪打翻，真是万分危险，那时我心目中的榜样就是宁死不屈的刘胡兰。这年7月，仅仅16岁的自己被批准火线入党，入党宣誓仪式十分隆重，滔滔的黄河水聆听和见证了我这个革命后代对党的铮铮誓言。”
C.中国人民大学面壁苦读5年，“我就是喜欢农业，所以我选择了农业经济”
“1949年初，随着济南解放，支援前线的任务圆满完成，我又积极报名加入到了渡江南下的大军，部队向南京、杭州方向昼夜不停地前进。
“日夜步行军的南下旅途极其艰辛，一路野营露宿、蚊叮虫咬、险滩激流，我们个个群情振奋。在江南杭州，我们迎来了全国解放、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在这个极度兴奋的时刻，我又想起了父亲，想起了跟父亲一样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
“1950年，我被选送到省办会计学校学习。1951年，中国人民大学到杭州招收调干学生，年龄、政治条件、参加革命时间、家庭政治背景等几项硬指标，我完全符合。在火车轰鸣声中，我告别了相伴两年多的西子湖，满怀自信地踏进了日思夜想的大学校园。“读书上学是我这个革命后代自幼的梦想。通过严格考试，我被分配到了本科国民经济计划系，当时的计划系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统计班。出于对农村和农民的热爱，我选择了农业经济。记得在参加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有农民收留过自己，由此和农民结下了很深的感情。我曾答应过淳朴的乡亲们，等自己长大后有了本事，一定会代表他们的利益，回报他们。
“人大五年，第一次正儿八经接触大学课程，感觉新鲜，学得特别刻苦，几乎说每天都会有不小的进步。在收获知识的同时，自己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同来自云南的赵履宽相识相爱。1953年8月6日，我们结婚了。婚礼既简单又热闹，新房里有两块拼起来的单人床板、从学校借来的军用床垫、一对新买的浅绿色挑花枕头、一个玻璃花瓶、同学们送的一床床单，加上我们二人各自的被褥，仅此而已。婚后生活虽清苦却甜蜜，第二年我们就有了爱情结晶大女儿赵蔚。结婚生子并没有影响自己的学习，我的学习成绩每门功课均保持全优。”
D.长达一年的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天天扛石头，衣服上缀满补丁，手上磨起层层老茧，苦不堪言，我的心更贴近劳动人民了
“1956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手持中国人民大学优等生证书的自己就要毕业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让每一个青年学生的心房躁动不已，特别是我们这批中国人民大学的首届本科毕业生，更是雄心勃勃。清晰记得自己填写的志愿是去四川，从事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工作。
“当时北京大学想从人大优选几名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我和贸易经济系的周振华被选中。
“进入北大第一年，是我在北大从教30年里最安宁最快乐的一年。这个时候，国家的各项建设全面铺开，我怀着满腔热情投入到了教学和科研当中。这一年我除了学习、备课和党的工作外，还积极参加各种文娱活动，有时也把爱人和孩子带到北大校园玩。这一年我充实而自信，我的心里无时不荡漾着友善和温馨。但好景不长，转眼间就进入到了风雨无常的1957年。
“1957年底，北大选送500名教师下放北京门头沟斋堂乡进行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经济系下放斋堂的教师共十几人，我同厉以宁分到第五生产队。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河滩上垒石坝截住河水，让河道变成梯田。我每天都从河底捡石头，然后用背篓背到砌坝的地方。一天来来回回不知多少趟，一直干到队长吹哨子收工。寒冬腊月，苦不堪言。好处是只用体力，不用头脑。所以我一边背石头，一边思考很多事情。我们这些平常只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的知识分子们，每每收工回到住处，倒在五六个人挤在一起的大土炕上，个个筋疲力尽，连翻身和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E.给毛主席写信得到中办赞扬，“你的信写得很好，反映了农村当前存在的重要问题，信已批转北京市委，印发各区县参考”
“1959年春节过后，我作为跟班教师随同经济系学生下乡做社会调查。我们去的人民公社叫高碑店，我是农村经济学教师，对农村情况和问题格外关注。三级干部会议后的一个星期六，我和张国华分别代表经济系和法律系向北京市委宣传部汇报情况。汇报会结束时已是深夜，由于满脑子里想着农村的问题，一整夜都没能合眼。最后索性把自己听到和想到的问题意见，毫无保留地写成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连再抄一遍都来不及，第二天早上就匆匆跑下楼，投进邮筒寄出了，心里觉得做了一件对党对人民极其重大的事情。
“不久，中央办公厅给我来电话，在电话里，中办的同志对我写给毛主席的信非常赞赏，说：‘你的信写得很好，反映了农村当前存在的重要问题，信已批转北京市委，印发各区县参考，希望你以后经常向中央反映情况，包括你们学校的情况。’”
F.沉重的北大生活，长期经历良知的拷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反对江青，姐弟俩双双入狱两年多，出狱不久又开始两年多的劳改生活
“1959年秋，开学不久，北大经济系把我和胡志仁列为重点右倾批判对象，在这场反右运动当中，我也像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冲击，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很多不公正待遇。
“北大校园，昔日美丽的燕园和未名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混乱、恐怖、死气沉沉。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无情地折磨着智慧而善良的人们。自此，我再也没有闲情逸致去领略未名湖的风光，终日的奔波，无尽的烦恼，几近致我于死地。不过我分分秒秒都在抗争、都在呐喊，我总想只要未名湖的水不干，我的心就不会死。
“接下来又经历了‘四清运动’，因为对当时在北大呼风唤雨的当权派聂元梓不满，因为跟弟弟杨炳章反对江青，结果姐弟俩双双入狱。
“以下就是自己在北大30年踯躅前行的主要路标，似乎除了1956年是平静的，以后的每一年都没有一天的安宁。也就在这些年里，我经历着良知的拷问，为了坚持真理，也为了良心上没有遗憾。
“1957年反右派；1958年下放劳动；1959年反右倾；1964年四清；1966～1969年坐牢；1970年江西劳改；1978年平反；1980年农村改革；1985年调离北大。
“这期间，我经历了许多坎坷和辛酸，去除身体上的创伤，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痛苦，一种不被人理解信任、失去自由失去方向的痛苦。
“1969年1月31日，我离开了冰冷的功德林监狱回家，我的门上不再有巨大的铁锁，还可以一个人随便走动，再也无人押送了。那时的家，老赵为了养育两个正值发育期的孩子，两年中受尽苦难，也欠了一腚饥荒。记得有一天我路过南大街买了10个芝麻烧饼(5分钱1个)想犒劳一下爱人和孩子，当我把烧饼装进小布袋子正要付钱时，发现秕秕的钱包里只有4角7分钱，我好说歹说改日来送3分钱，可人家就是不干，没办法只得十分不忍地掏出一个滚烫的烧饼。
“1969年8月，我去了北大江西鲤鱼洲分校，开始了两年多的劳改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我在鲤鱼洲最难熬的不是血吸虫病、挨骂和恶劣的阴雨潮湿天气，而是饥饿，因为我怀着一个很大的孩子——小萌。特别是孩子六个月以后，我常常感到胃里像有一双手抓心一样的难受。”
G.一篇没有底稿的发言，人民日报内部刊物竟发专稿，还获得《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多年苦心研究的成果像出土文物一样，展示在学术界面前
“1971年后，我又回到北大任讲师，后来担任了副教授兼经济系党总支书记。
“1978年，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时期，北大经济系配合校方为原北大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平反。相似的苦难经历让我自告奋勇带头编写为马寅初平反的文章。我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还多次采访马老家属，我对老校长的思想更了解，对马老的人格品德更敬佩了。《马寅初传》出版后，在全国反响十分强烈，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1979年以后，我终于有条件回到本行，那就是自己终生选定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研究了。那个时候一旦进入研究，我就会进入忘我境地，恨不能把贻误的青春事业一下子全补回来。
“1979年2月，人民日报在宣武门新华社楼上举行经济学者座谈会，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我作为北大经济系教师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作了一次即席发言，发言的题目是：《农业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极“左”路线的破坏》，引起全场轰动。令自己没有想到的是，一通没有发言稿的即席发言，却那么有说服力。可能是因为自己对这个问题想得太久的缘故吧。人民日报内部刊物为我的发言发了专稿。这篇出口成章的发言，引起很大轰动，被转载到《中国农村经济》创刊号上。还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多年苦心琢磨研究积累的成果像出土文物一样，就这样展示在学术界面前了。”
H.万里说：“你的那篇报告中央用了”，他指的是1982年中央关于农村人口问题的11号文件
“1979年冬，中国农经学会召开首届理事会，我在会上的发言获得一致好评，并被选为常务理事。在这个会上，我得知安徽有的农村开始试验着搞包产到户，他们管这叫‘责任田’。我第一时间与安徽当时的农委主任刘家瑞取得联系，动身去肥西县实地考察，开始了包产到户的专题政策性研究。
“1980年1月，全国13所综合大学30多名农经教师齐聚合肥编写教材。有一天刘家瑞告诉我，省委书记万里同志很愿意见见北大的教师。在万里办公室，我俩畅谈了一个上午，议论了1961年安徽的责任田和1978年肥西县的包产到户。
“这次谈话很重要，是因为当时安徽省委正在召开农业工作会议，第二天万里就要到会上代表省委作报告，表明省委对责任田试验的态度。后来，刘家瑞对我说：万里同志说在关键时刻来了一位最重要的说客，说服他明确支持农村改革，肯定责任田试验。回想这次谈话过程，我没有把万里当做上级领导，而是当做朋友和同行，自己是农业经济管理专家，有足够的根据支持自己的结论。这可能是那次谈话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这一年，我开始跟着陈一咨一起策划筹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为了筹建‘发展组’，我陪陈一咨东奔西跑、到处活动，几乎拜访了在京的所有农业专家学者权威人士。就在这个时期，万里调回北京担任了国家农委主任。我们的发展组越来越壮大，我们20多名骨干还利用暑假兵分三路，赴安徽滁县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农村调查。回京后，我写出的《农村人口问题的调查报告》，通过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转报胡耀邦、万里。后来，万里在中南海接见发展组人员时，讲到了农村人口问题，并告诉我‘你的那篇报告中央用了’，他指的是1982年中央关于农村人口问题的11号文件。
“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我将一篇《论包产到户》的打印文稿送给万里，万里拿着我的文稿对所有参会人员说：‘这个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杨勋，她可是支持包产到户的专家。’
“1982年，杜润生找我谈话：‘根据万里同志提议，吸收你作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理事。’理事会成立后，经常在西皇城根9号院开会。参加会议的理事们大都是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其中我认识的有林乎加、何康、崔乃夫、彭佩云等。
“还有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万里热情地向在场的胡启立和郝建秀介绍说：‘这是北大的杨勋，是为农村改革出过力的。’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内心还是感到高兴和鼓舞。我的确是为中国农村改革出过力，虽然这力量是微薄的，但是我倾尽了全力，对中国农民尽了一份应尽的责任。
“1985年底，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专心做农业经济研究，这一年我已53岁了。
“这之后，自己更加潜心钻研学问，将全部心血都花在了农村问题研究上。并开始到波兰、美国、丹麦等地学习考察，获得最前沿的农经理论信息，深入思考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以及解决的办法。1992年，我开始担任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为农村基层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年，凝聚了自己大半生心血的《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出版，引起极大轰动。”
I.记者深切感受到这个曾影响过国家命运的知识女性，对家乡、对祖国深深情感和眷恋
采访临近结束，老人为家乡留下了这样的留言“传承寿光精神，勇往直前！”她告诉家乡记者，自己退休后牵挂最多的就是寿光老家了，每年都会回去给父母上坟扫墓。也回去参加市里主办的各种研讨会，看到寿光城乡的巨大变化，看到家乡人的精神风貌，感到特别自豪！自己还有两个愿望就是，一是要不断去莒南，寻找父亲确切的牺牲地，二是要把寿光老家的几间北屋，办成一个家乡学生学习进步接受教育的精神家园。
窗外吹进一丝凉爽的微风，是啊，因为大爱无声，唯有无声感受！（本报记者 慧茗2010年采写的《寿光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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