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皖中行署财经委改组为财经处。叶进明任处长，蔡辉任副处长兼货管总局局长。这一年，七师和根据地军民经历了粉碎日、伪军的两次春季大“扫荡”和反击夏季顽军两次进攻的残酷斗争，根据地的生产和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形势下，财经工作既要保证七师和根据地发展的需要，又要尽力保障军部和兄弟部队的需要，任务十分艰巨。
临危受命的蔡辉，在曾希圣、张恺帆等军、政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为扭转不利局面，开拓财源、扩大财经收入，提出了六条财经工作发展建议。主要包括：一、兴修水利，扩大水稻面积50万亩，增加粮食供给来源；二、发展公私经营的工商业、手工业生产，完善农村供销合作社、成立手工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经济组织，活跃工商经济；三、实施对战略性商品（粮食、盐、布匹等）的贸易管制，以利通过有组织的对敌、伪区进行易货进出口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创造贸易性财源；四、改革税制，加强税管，扩大税源；五、实行金融管制，建立银行，发行抗币，禁止伪币、法币流通，以兑回的伪币、法币作为对敌、伪区进行贸易的支付手段。六、以汤沟为中心，建立对敌伪区经济贸易往来和开展敌伪区工作的窗口，并打通与二师、五师、六师、军部的秘密经济通道。
蔡辉的六条建议，受到曾希圣、张凯帆的高度重视；经区党委研究批准后，成为全区财经工作的指导性政策。历史实践证明，这些政策的实施，为皖江和七师财经工作在1943年以后仍奇迹般发展，迅速形成民富兵强的大好局面，起了重大作用。在抗战时期全国19个根据地中，皖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财政收入、人民生活水平和部队供给标准，都首屈一指。不能不说是战争历史上的奇迹。
蔡辉在根据地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走马上任，主持贸管和对外贸易工作，当时两手空空无钱无物，他决定以易货为主要贸易方式。并采取两条措施：
（一）“借鸡生蛋”。首先通过在上海经商的亲友盛慕莱、蔡志锷、朱玉龙等人筹资，投资购买根据地所需的货物，运到汤沟销售后，再以现金或实物结算；又通过他们联络了上海、苏南、芜湖、皖南的一批商人，按先交货后结算的方式，到汤沟交易。
由于根据地买卖公平、信用可靠，又掌握着敌伪区急需的粮、油、土特产品，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大江南北的商人秘密云集汤沟。1943年4月，由蔡辉任经理、吴锦章、陈力生为副经理的“集成商行”，由“集成商行”和当地居民合办的“裕民商行”以及“仁和饭店”（对外是旅馆，对内是机关招待所）相继开办，汤家沟迅速成为长江中下游抗日根据地与敌、伪区经济、贸易的中心商埠。
（二）与汪子东秘密谈判，以敌制敌。当时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接连失利，驻华日军已无力对苏中、苏南和皖江等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粮源紧缺。汪精卫授权其心腹亲信、总力社芜湖分会会长、芜湖维持会会长汪子东负责为日本筹粮。1943年夏季，顽军又乘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从侧后构成对我军和根据地的巨大威胁。
在敌、伪、顽两面夹击之中，遵照中央对皖江根据地总的战略指导方针，即在坚持中保持、积蓄力量，待机发展。蔡辉根据掌握的大量情报分析，认为可以经济交易分化敌、伪，进而争取减轻日伪军军事进攻的压力，为根据地建设创造相对缓和的外部环境；同时，有利于策动日伪军与顽军的直接对抗，从而遏制敌、伪顽对根据地的侵犯强度。而其中的关键人物则是伪“军粮统购委员会”主任汪子东。曾希圣、段洛夫（时任敌工部长）经慎重考虑，批准了蔡辉的战略提议。
1943年冬一个深夜，我方代表蔡辉与汪子东在汤家沟、芜湖之间的长江中心彻夜秘谈，达成了被称为“蔡汪协议”的秘密交易。这一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以粮换军需，对方以30%的军用炸药、枪支、雷管、电台等军需品，30%的钢材、五金、机电设备等统制物资，40%的食盐、布匹、药品等紧缺物资等与我方进行粮油易货贸易。
蔡汪秘密协议后，我方取得三项重大突破：一是敌伪经济武装封锁系统实际上成为我方的保护系统。我方往来敌伪区的各类货物、军需品和人员，在敌伪的“保护下”多可畅通无阻，实际打破了敌伪对我根据地的封锁。二是汪子东与蔡辉结成贸易联盟后，对上海、南京、芜湖、皖南的商人和汪伪高级军政人士震动和影响极大，有力推进了皖江根据地与敌伪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统战、敌工工作；三是由于害怕失去“粮源”和军事上双方实力的变化，1944年以后敌伪军已不敢轻易大举进犯我巢无根据地，汤家沟更成为敌伪军实际不进犯的“禁区”。
初战告捷，为七师和皖江根据地度过经济难关，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起，汤家沟特种经济贸易范围又进一步扩展。一是，由与敌伪区的双边贸易，扩展至与敌伪区、顽占区的三边贸易。主要形式是以民用品、粮食、食盐与顽占区（大别山区）交换土特产；又以土特产与敌伪区交换食盐、民用品、军需用品，从中赚取超倍利差。二是，收购和含地区的鸦片，作为特种高利商品，与敌伪区交易军需品（包括武器、弹药、医药、电台）、军部急需的外币（美元、港币等）及黄金，满足战争需要；三是，以多种形式的合资，在上海、南京、芜湖、扬州、连云港、皖南等敌伪占领城市中，建立由我方领导的贸易机构，形成以汤家沟为中心的庞大的经济贸易网络。如芜湖的海纪公司；我方还与江苏省驻芜湖民传同业会会长杨大炎联合，在芜湖成立的“运通运输行”。通过这些网点，又直接间接地把特种贸易对象扩展至日本驻华商业机构、汪伪官僚资本、国民党汤恩伯集团。四是，在打出去的同时，又引进敌伪区民族资本在根据地设厂经商，如爱国资本家、著名煤业大王潘以三先生就在汤家沟投资兴办了肥皂厂、煤窑等工业企业；集成商行则以潘以三在上海合资成立了“大成公司”（以后更名为长江公司，从1945年冬起长江公司成为苏皖边区政府在上海的贸易机构和联系点）。
在蔡辉领导下，汤家沟实际成为开放型的经济贸易特区。以汤家沟为枢纽联结华中、苏南、皖南、苏北、豫东南的秘密经济贸易网点，同时也是我军敌工部、社会部的秘密工作通道。在掩护干部的进出往来、搜集情报、运送军需品、传递文件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蔡辉还通过敌区工作渠道，成功引进了大江银行胶板印钞厂和大江报所需的机器、原料、技术人员以及军工生产所需的各类原料、零部件、机器设备，对根据地金融、宣传和军工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保障作用。
据有关资料，汤家沟开埠以后，七师上缴军部的资金呈跳跃式增长：1942年为74。9万元，1943年为191。78万元，两年款项共折合大米1。18万担，1944年上缴军部的款项折大米8。3万担；此外还支援了二师、三师、四师、五师等兄弟部队。
1945年10月，蔡辉奉命完成拍卖非军用资产、收回大江币等工作后，挥泪告别皖江人民随军北撤。据老同志们回忆，七师北撤的将士们大都发了马甲背心，战士背银元，排以上干部背金条、金戒指。这批财产，除少量交师部外，绝大部分上交给了军部、苏皖边区政府和山东分局。1946年2月，蔡辉在淮阴组建大成贸易总公司，开辟了运河贸易通道，把枣庄煤和连云港盐运往敌占区，又从敌占区换回解放区急需的大批军用物资和工业用品；还在贸易掩护下，输送了大批干部北上南下。大成公司实际是曾希圣领导的对外联络机构和贸易机构，吴文瑞、方向明、沈君常、顾兆龙等一批活跃在敌区的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新的贡献。
上海解放后，曾山同志留蔡辉在上海华东财经委工作。据我母亲李宁回忆，曾希圣二次到上海请调蔡辉赴安徽，曾山不给；方毅赴福建时，力邀蔡辉同行，曾山也未同意。曾山让蔡辉出任财经委办公厅主任并兼机关企业处处长（当时接管没收了大批敌产敌资，均归机关企业处管辖），说明曾山对蔡辉是很信任和器重的。
在此期间，蔡辉在经略国有资产，恢复发展私营工商经济、打破国际封锁、建立香港贸易窗口等领域都有出色发挥。由于工作关系，同顾准、杨浩庐、骆耕漠、李人俊等同志过从甚密。但蔡辉在长期战争环境下形成的经贸思想和具有独创性的商战策略，并不为七师以外的同行们所理解，甚至招致不少非议和指责。应该说，蔡辉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惟利是图”的商战经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占主导地位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不相容，这就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
在1952年春的三反运动中，蔡辉横遭批判、被撤职查办。什么“任用亲友，假公济私”、“勾结汪伪，出卖军粮”、“贩卖鸦片，走私军火”、“生活特殊，贪图享受”，一顶顶似是而非的大帽子，压得蔡辉百口难辨。没有经历过党内重大政治运动磨练的蔡辉，选择了宁可玉碎的方式，卧轨自杀，时年仅39岁。30年后，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蔡辉逝世已经50年了。经过改革开放的20年，回顾往事，我不能不由衷地钦佩父亲60年前在皖江根据地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经济特区”的大胆略、大智慧、大手笔和惊人的商战谋略。这是极为珍贵的历史经验。
叶进明伯伯在《皖中地区财经工作的回忆》一文中，正式澄清了蔡辉“贩卖鸦片”、“走私军火”、“勾结汪伪，出卖军粮”的历史真像，我深为感激，并在此补充一些情况：
蔡辉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他言传身教，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财经领导干部。曾与蔡辉共同战斗的吴锦章、倪子干、倪则耕、谭伟、陈力生、刘建农、王渔、吴文瑞、沈君常、许德明、徐静、吴谷泉、朱剑英、顾兆龙等同志，五十年代都走上领导岗位，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卓越贡献。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们经历了60年的血与火、政治与金钱考验，没有一个人叛变，没有一个人贪污、受贿，没有一个人犯重大政治错误。这批干部不愧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在战争期间，曾有一大批党外仁人志士冒着生命危险为根据地买军火、医药、掩护赴敌区工作的干部、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有的甚至壮烈牺牲（如盛慕莱因策反失败，于上海解放前一天被国民党枪杀，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汤家沟的繁荣和皖江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新局面。但由于个人社会背景复杂，这批人建国后基本没有得到公正待遇。
蔡辉过世后，这些人直接受命于蔡辉打入敌人内部所从事的地下工作业绩，得不到承认，甚至蒙冤致死。如蔡志锷、朱玉龙都曾受株连入狱，后半生非常悲惨。我的外祖父吴老先生是广东潮汕的著名侨领，他为新四军贡献了二个子女（我母亲李宁、舅父武汉）。建国初期，又受我父亲之托，垫资20万港币为志愿军从香港采购医药。我父亲出事后，这批巨款被“充公”了。1982年，张凯帆同志谈起这些往事，仍愤激不已，大声疾呼：“这是过河拆桥嘛！对不起老朋友啊！……”
1943年春季反扫荡中，有一批军政干部被敌伪抓捕后关押在铜陵。据何东初回忆，大约有200人左右。其中有王雨田（张世杰）、何东初（何小手）、王渔等。何东初设法请人通报蔡辉，希望组织营救。蔡辉即向曾希圣、李步新、段洛夫汇报，并提出以金条换人的方案，经批准后，由蔡辉组织实施。蔡辉千方百计弄到一批金条，按两根金条换一人的条件，打通了敌伪上层（一说是南木、一说是汪子东），使大批干部通过蔡辉发动的乡绅保释形式，安全脱险。这件事何东初同志在60年代曾多次谈起；文革中，也有不少当事人所在单位找我母亲外调；70年代我在北京拜会李步新、段洛夫同志时，他们都提到此事，说是你爸爸的一大功劳。可能是涉及个人历史敏感问题，关于这件事的具体回忆和记载，我至今没有读到。
我父亲逝世后的许多年中，七师和皖江根据地的领导及许多老同志们曾以不同形式对我们家庭予以力所能及的关怀和帮助。曾希圣、李步新、张恺帆、魏文伯、孙仲德、何伟、段洛夫、马长炎、黄耀南、陆学斌、李丰平、严佑民等首长以及谭伟，吴锦章、沈君常、杨杰、丁继哲、蒋天然、许德明、刘建农、吴文瑞、陈力生、胡德荣、陈洪、陈明远、闻杰、余梦平、陈超柱、胡治平、何东初、陈作霖、涂竹西、方向明、王渔、倪则耕、倪子干、宣济民、顾兆龙、谢正华、史大昌、杨效椿、石原皋、赵鹏程、桂俊亭等同志和余淑、马惠芳、史迈、刘文、徐静、吴敏、宋亦英、韩天玲阿姨等都给过我们家实际帮助。他们中许多人都过世了，但音容宛在。借此机会，表示由衷感谢。来源《铁流.第三集.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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