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铎的童年是在贫穷、饥饿中度过的。其父张明栋租种上埠头村大地主几亩薄地，并在农闲时耍瓦匠手艺，补贴家用。母亲早年去世。兄弟姊妹4人。哥哥张锡三自幼随叔叔到大连给一家工厂当童工，后因不堪资本家的欺凌，回家给人家看牛。张铎六、七岁就开始上山挖菜、拾草、拣粪。全家人终年吃糠咽菜，苦度日月。童年的苦难，深深刻在张铎的心灵上，成为他后来迅速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
由于家境贫寒，张铎一直上不起学，但他好学之心与日俱增。13岁那年，他在强烈求知欲地驱使下，经常在拾草、挖菜之余，跑到本村小学窗后偷偷听课。久之，被学校李茂斋先生发现了。一天，李先生把张铎叫进教室问明情况，并对他测验了一下。出乎意料，管他竟能写出许多字，背诵出几篇课文，深得李先生的赞许。那时在大连经商的叔父张明珍春节探家听了这件事，深表同情，并愿资助侄子上学。这样，14岁的张铎才跨进了小学校门。
张铎在校读书聪慧过人，好学不倦，学业成绩极为突出，从二年级越级升到四年级，仍名列全班第一，尤其擅长作文、书法。他又尊敬师长，帮助同学，全校师生都非常喜爱他。
李先生是位爱国者，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讲《岳飞传》岳飞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张铎。于是，他在每本作业的扉页上都写着“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决心长大了，象岳飞那样报效祖国。
二
1931年，张铎以优异成绩考入凤鸣高级小学。这所学校，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烈士曲璜创办的，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张铎对为推翻清朝统治而壮烈牺牲的曲璜敬慕不已。为此，他写了不少表达理想和抱负、刻苦自励、奋发上进的文章，登在学校板报上。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不断高涨。张铎看到东北大地沦入敌手，愤怒的烈火在胸中燃烧。一向沉默寡言的张铎与夏戎、刘德贤(刘其人)等同学，在全校周末演讲会上竞相登台，愤怒揭露和声讨日本侵华罪行，抨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同时，他和同学们怀着炽烈的爱国之心，到附近的车古、埠柳、凤头、不夜等村发传单，作演讲，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1932年春，学校全体师生在校长的发动和带领下，徒步20余里来到国民党荣成县政府驻地－－城厢，进行反对新军阀统治的游行示威。队伍象一股洪流在城厢大街上滚动。街道两旁的群众无不拍子叫好。张铎在这次游行示威中，情绪激昂，表现突出。贴标语、喊口号，样样事情都走在前头，成为这次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同年，在学校举行的“五四”运动12周年纪念大会上，张锋怀着对帝国主义的无限愤懑，登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历数了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历史之后，提高嗓门，挥动双手，鼓动大家：“中国的父老兄弟在流血，我们怎么办?为了拯救中华，以雪国耻，我们宁做断头鬼，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发扬‘五四’爱国精神，起来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作殊死的斗争!”他那振奋人心的演说，拨动了同学们的心弦，点燃了大家胸中的革命烈火。全场沸腾了，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这时期，张铎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个飞跃，更加自觉地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经常和志同道合、交往甚密的刘德贤等同学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谈论时政，探求人生的意义和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样，终于使他认识到一个人要想报效祖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实现，于是对共产党产生了向往之情。他到处留心打听，寻找共产党。
这年下半年，张铎因家庭经济拮据，无法继续读书，只得辍学到东庙院村教小学。张铎任教后，逐户动员贫苦农民子女入学，并让家无劳力的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回家劳动，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
这期间，好友杨锡华、姜振亭等同学常来找他谈心。在谈话中，张铎总是直抒自己的壮志豪情“山河破碎，国难当头，有志青年应当为祖国、为民族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即使不能青史留名，也要众口皆碑!”张铎还经常邀刘德贤同学来校交谈寻觅党组织的情况，往往不知不觉谈到深夜。1933年，当他们得知山东七乡师(即文登乡师)有共产党的组织时，张铎欣然辞去教员职务，借用别人的高小毕业文凭，同刘德贤等人一起考入了这所学校。
三
文登乡师于1932年夏建成招生。该校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实际由中共党员、校长于云亭主事，建校后就建立了党支部。这所学校是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素有“红七师”之誉。
张铎是个才气横溢的青年，在入学考试作文《我不如老师》中，情真意切地表达了自己报效祖国之宏志，寻找真理之决心，慕名而来之喜悦，赢得了于云亭校长的器重。张铎入学编班时，于校长特地为他更名为“张锡国”，“国”即报国之意，寄希望于他。
张铎入校后，在于校长及党员刘家语、丛烈光、于瑞荣等同学的直接帮助下，潜心研读《社会科学概论》、《资本论解说》、《政治经济学》等革命书籍，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而使他在茫茫的黑夜里看到了人类解放的曙光。
这时，他以马列理论为武器，对现实社会进行初步剖析。他写下洋洋万言的《长途旅行记》，记述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农民、渔民的疾苦，以及他的思想和志向。他站在槎山的“清凉顶“上赋诗一首：“岭峻鳞峭色灰朦，来游佳兴填满胸；睁蝶巅峰乐忘返，碧海扁舟苏岛横。渔村苦痛沉暮气，往昔乐趣何处去?!世魔侵噬苦相扰，调和社会几时到!”这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高昂的革命斗争精神。同时，张铎还和同学们下乡交农友，帮助农村办“农民俱乐部”。通过这些活动，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罪行，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引导农民走上革命道路。
张铎通过党的培养教育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在政治上日臻成熟。1933年秋，经于校长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张铎由一个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成长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张铎入党后，斗志更高，干劲倍增。1934年2月，当于校长被叛徒告密，遭到国民党文登县公安局逮捕时，张铎始终站在营救于校长的斗争前列。同年7月，当新任校长、国民党cc分子王培祥，对学校革命力量进行镇压和贪污学生伙食费时，他积极参加反对王培祥的罢课斗争，领着同学们夜里在校园内张贴《王培祥十大罪状》传单；在童子军考试时，他又带头拒绝答卷，在考卷上连名字也不签。通过罢课、罢考斗争，迫使学校当局答应了同学们提出的要求，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除此，张铎假期回乡，也不忘党的工作。一个假期几乎大部分时间深入到蒲湾、观里、王官庄、北港商等村庄，广泛接触农民，体察民情，倾听穷人的声音，散发进步书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凡是他活动过的村庄，日后，农民们都先后开展过抗捐、抗税、抗高利贷的斗争。
1935年农历11月5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著名的“一一·四”武装暴动。暴动过程中，文登乡师党支部发动党员大造革命舆论，声援伟大的农民运动。张铎积极地投入到舆论工作中，在校内口头宣讲，到校外张贴标语，甚至把大标语贴到国民党文登县政府大门上，使国民党县长刘崇武一伙人惊恐万状，坐卧不宁，一时威风扫地。事后，同学们夸他有难得的骨气和胆量。
暴动失败后，胶东大地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学校党支部为了保存力量，避开敌人的迫害，安排张铎、于瑞荣等共产党员到威海的观里、柳林、马资等村躲避。1936年春，张铎考入青州师范。半年后，由于国民党文登县政府上告，及青州反动当局的干预，张铎被迫辍学返回原籍。面对这严酷的现实，张锋不但没有动摇、消沉，反而更加坚定地奔向新的战斗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