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4月，由于苏联的策动和诱骗，伊犁、塔城两地边境居民6万余人赶着牲畜，带着财物，越过中苏边境逃往苏联，其中塔城县外逃者占该县总人口数的68%，霍城县边境三个公社，原有1.6万多人，外逃后只剩3000余人，致使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生产遭受严重损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
5月29日，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煽动下，伊宁市约有2000余名群众冲击攻占了伊犁州人委办公大楼，夺走门卫枪支，殴打干部，砸坏门窗，抢走公章文件，特别是抢走10多年的外事档案材料，送给苏联驻伊宁领事馆。与此同时，另有数百人冲击伊犁区党委，情势万分危急，伊犁区党委第一书记张世功连忙就近向农四师求援，农四师党委就此向兵团党委请示。
在自治区党委就处置“伊塔事件”问题而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张仲瀚发言指出：对于伊宁暴乱，由农四师负责迅速平定，迟则蔓延。会后，农四师奉命立即派出两个排的兵力雄纠纠气昂昂地赶到伊犁区党委驻地迅速平定了暴乱。
“伊塔事件”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5月上旬，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紧急召见张仲瀚，要求兵团承担起维持社会治安，劝阻边民外逃，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的重任，并要求兵团沿中苏边界建立边境农场带。坐在一旁陪同周总理参加接见的小平同志插话说：“上去守住边界，就不要下来了。”
张仲瀚返疆后，立即做了三件事：
一、命令“伊塔事件”发生地附近各农业师派出5个独立营21个值班连队奔赴边境，建立哨卡、检查站，协助新疆军区边防军劝阻边民外逃，稳定社会秩序，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故。
二、从兵团第四、五、六、七、八师共派出干部810名、职工16750名和汽车、拖拉机84台，前往塔城、裕民、额敏、霍城四县的12个公社、6个牧场进行“三代”工作。“三代”工作队进入指定地区后，立即抓紧恢复各级基层组织，代理公社干部的有54人，占公社干部总数的79%；代理大队干部的199人，占大队干部总数的93%；代理生产队干部的499人。同时，“三代”工作队还积极抢灌小麦、收拢漫山遍野失散的牛羊。据统计，“三代”工作队共代管农作物5.2万公顷，代耕土地2.8万公顷，收拢并代管牛羊32.7万多头。在圆满完成任务后，于同年8月将土地、牲畜、财物交还给当地政府。兵团为执行这次“三代”任务及边防值班民兵所支出的各项费用总计达935万余元。
三、建设边防农场带。根据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决定，兵团沿邻近苏联的伊犁、博乐、塔城、阿勒泰等地州边境纵深10～30公里左右的地带建立边境农场。由兵团在境内划出0.93万公顷已耕地，安置边境内迁群众。1962年到1966年间，兵团集中力量进行边境农场建设，以农业机械化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做到劳武结合，亦农亦兵。这些农业团场采取生产经营地段与边防管理地段合一、生产单位分片包干的方式，建立起军、警、兵（团）、民“四位一体”的联防体系，筑起了一道边防的钢铁长城。5年间共建成边境农场32个（以后陆续增至58个），人口总数14.7万人，职工达6.7万人，耕地达1277万亩，形成了一条“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自从组建了边境农场带后，我国再也没有丢失一寸土地。既巩固了边防，也为以后中苏边境划界创造了有利条件。
8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兵团在年内组建300个齐装满员的民兵值班连队。这是一支劳武结合、亦兵亦农、训练有素、机动灵活的值班民兵。贺龙元帅为此称赞说：“你们的民兵，一旦有事，就是野战部队。”兵团党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到1965年底，共接收了10万名转业官兵，充实到兵团民兵值班部队，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兵团共组建值班连队466个，其中炮兵团1个、坦克团1个、步兵连405个、骑兵连11个、机炮连24个，共5.1万人。另有基干民兵连189个，共3.56万人。全兵团共有8万多名武装民兵，他们和广大军垦战士一样，一手拿镐一手持枪，遍布天山南北，是一支保卫祖国边疆、稳定新疆社会的重要力量。
（作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政委赵予征 来源：《新疆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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