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富回忆说，1958年至1963年，他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成为原鲁山的通讯员，他对原鲁山的日常生活情况较为熟悉。
“就拿出行交通工具来说，那时，县委县政府只有一部老旧的吉普车，本来是给县长用的。结果，原鲁山把这辆车让出来，方便常驻东圳水库工地的一位副县长出行。平时，如果县长要下乡到忠门等较远的乡镇，我就得提前去买班车票。这跟普通农民没什么区别。”董天富说，有时班车票还买不到，但也没去找人“开后门”，而很多时候，老县长就骑自行车下乡。
在吃穿等生活待遇方面，董天富说，原鲁山历来没有提出特殊的要求。饮食上，基本上是在食堂吃，与大家吃得一样。老县长不喝酒，会抽烟，几乎没有什么应酬，接待任务也非常少。穿着方面，就是一两套中山装，还有一件礼服在正式场合穿，另有一件南下时带来的黄色大衣。鞋子总共就3双——皮鞋、布鞋、凉鞋。“那时，我们看他凉鞋有点破了，就建议他换双新的，但他拒绝了，说还可以接着穿。”
董天富说，原鲁山没有把亲属带在身边。也没用手中权力为子女生活、教育、工作谋私利。那时，领导干部一般会把子女送去念大学工农预科，但原鲁山却让儿子去三明支援工业建设，“这让我当时感到很不理解”。老县长月工资120多元，每个月都从中寄50元回老家，以供家用；其他的用于伙食费、买烟等，基本也剩下无几。
董天富说，那时会议少、文件少，干部很少呆在办公室，平常如果要找县长，就要到基层下面找，因为他经常下乡。莆田县这些大的水利工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按当时的财力要建成这些工程，真的是很不容易。“老县长对事业忠心耿耿，敢于担当，记得有一次，东圳水库工程面临着溃坝的危险，他连夜赶到坝头发表广播讲话，作指挥部署。那晚，他和我是打着手电筒走去工地的，路况复杂，十分危险。”
“作为他身边工作人员，原鲁山的作风让我深受教育，我也一直都没找他办私事、提要求。”董天富说，后来，自己走上领导岗位，曾任涵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他都以原鲁山为榜样。现在退休了，他也经常教育子女要学习老县长的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