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我父亲考入位于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24年6月，他在中共湘区委员陈佑魁的领导下，组织进步学生成立了“麻阳新民社”，创办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锦江潮》，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他撰写发表了《中国的现状》、《读书为什么》等一批进步文章，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表现积极，次年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将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少不更事的时候，我曾好奇地问父亲：“您在学校读书，成绩优秀，为什么还被学校开除？为什么书没读完就去搞农民运动？”父亲说：“被学校开除，是因为学校当局被国民党右派分子把持，我们组织群众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大革命运动，当然会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我们参加革命，就是要推翻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社会制度。让‘耕者有其田’，让中国的老百姓当家作主。”这正是父亲投身革命的初衷。在湖南二师读书期间，他一边做学生的工作，一边做工人和常德近郊农民的发动工作。不久，他受湖南省委的指派，去长沙、平江、浏阳、醴陵从事农民运动，成为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人生道路。我父亲是以一个知识青年的身份投入工农解放运动的，他一直认为：知识青年如果不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必将一事无成。缘此动机，20世纪60年代起，他陆续将4个儿子送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广阔天地去锻炼成长。1962年，在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他就让正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大儿子滕久光应征入伍，去海防前线服役。1965年，他又让二儿子滕久明报考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献身于国防事业。1968年，他又坚定地支持三儿子滕飞应征入伍，到祖国西北献身于核武器研发事业。这一年年底，他又将最小的儿子滕久昕送往内蒙古大草原插队当牧民。
在漫长的战争年代，父亲身体力行归结出一条真理——好钢必须经过千锤百炼，如此才能去除污垢和杂质。因此，他对于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要求都特别严格。
大哥滕久光在海军航空兵服役时，父亲在家书中要求他戒除干部子弟优越感，以工农子弟为学习榜样，吃苦耐劳，悉心掌握过硬的军事技术。对久光的个人生活，父亲要求他晚一些谈婚论嫁，把精力都放到工作和事业上。对其他几个儿子，同样如此。起初，我们并不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还在私下里偷偷埋怨：“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干吗那么晚结婚？！”但是，又不能违背父亲的规定，我们弟兄几个都是30岁以后才结的婚，我则是35岁结的婚。今天，我们才深深感到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是为我们的长远而考虑的。
父亲特别注重用我党我军的光荣革命传统来教育和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这个过程在我们刚刚懂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我上初中时，父亲曾带我参观军事博物馆“雷锋事迹内部预展”，在参观时他要我好好想一想：雷锋为什么那样爱学习？雷锋为什么对人民群众一往情深？毛泽东主席为何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的年代。工资级别为四级（副总理、大将级别）的父亲主动写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级别，与全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那个年代，妈妈虽然也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工资级别为行政十级的厅局级干部，但是和我们一样，她也不能享受父亲的伙食标准。国家保证父亲的主食是细粮——大米，尽管我们是一日三顿和父亲共同进餐，但是妈妈和我们的主食以粗粮为主。而且，即便是玉米面窝头，也不全是玉米面，必须掺进很多菜叶才能吃饱饭。我当时十二、三岁，正是男孩子猛长身体的发育时期，所以饭量特别大，当时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什么时候能吃上不要掺菜叶的玉米面窝窝头就是幸福。父亲经常也来吃我们的窝窝头，把他的大米饭让给孩子们吃。父亲说：“战争年代我们经常吃窝窝头，那还算是后勤保障不那么艰苦的时候。挖野菜、吃树叶，那才是家常便饭。”我和弟弟年龄虽小，也不会去动父亲的那一小碗白米饭。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党和国家给父亲的，父亲还要担负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我们弟兄四个，从来都是哥哥的衣服小了，留给弟弟穿。当我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服时，我感到的是自豪和骄傲，因为我虽然没有成长在战争年代，但是父辈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我身上得以体现。从我上小学起，凡是填报个人档案资料，在家庭出身一栏，父亲规定我只能填写“职员”。父亲说：“从国家主席到总理，从部长、省委书记到科长都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职员。你们不要有任何特殊感，工人、农民的孩子和你们一个样，甚至许多地方比你们还强，你们要好好向工农子弟学习。”
1968年2月，父亲送我入伍时，亲自教我打背包，并郑重地将一本毛泽东著作和一本《雷锋日记》放进我的军用挎包，叮嘱我以雷锋为榜样，做一名毛主席的好战士。
我当兵来到祖国的大西北，虽然从军前已经做好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但是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整天喝着苦涩的地表水，漫天风沙见不到绿色。这巨大的反差，还是让我在家书中流露出茫然失措的情绪。父亲敏锐地察觉到我遇到了新的考验，他马上给我回了信。信中，用“金张掖，银武威”的古话教育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祖国的大西北。父亲曾多次向我讲述过他对这块热土的深厚感情，1937年5月1日，按照党中央命令，父亲曾和陈云从莫斯科赶赴新疆援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作者滕飞为滕代远之子 文章来源：《新疆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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