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初，党中央决定派父亲陈潭秋和母亲徐全真一同去中央苏区工作。他俩为能够到向往已久的中央苏区去工作而高兴。但是，我母亲已经怀孕，临近产期，行动不便。经商量决定父亲先走，母亲分娩后再赶赴中央苏区。
父母亲在去中央苏区前，对我的姐姐、哥哥和即将出生的我的抚养问题做出了安排。为此，我父亲于 1933 年 2 月 22 日给我三伯父和六伯父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由于革命斗争复杂多变，“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几年来为革命“南北奔驰，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这样的生活，小孩子终成大累，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即外祖父母家一引注）抚养去了”。现在直妹“又快要生产了。这次生产以后，我们也决定不养，准备送托人，不知六嫂添过孩子没有 ? 如没有的话，是不是能接回去养 ?”我的父母亲为国家民族的解放而舍小家，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表现出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一切的高贵品德。
这年 4 月下旬，我在上海出生，这时父亲正在奔赴中央苏区的途中。母亲产后出院将我寄托在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等待我三姨来接回湖北老家，交我六伯父抚养。正当我母亲联系去中央苏区事宜时，6 月 20日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她在狱中改名黄世英，继续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1934 年 2 月初，我母亲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当我开始记事的时候，从家族长辈们那里得知我父亲母亲都是共产党人和我母亲英勇就义的情景，幼小的心灵里经常想念我的父亲，缅怀我的母亲，并朦胧地想着长大以后要做像我父母亲那样的人。解放后，从老同志那里和其他方面进一步了解了我父母的革命经历、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更坚定了向我父母和千千万万烈士学习，继承革命意志的决心。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始终成为我搞好学习和积极工作的一种动力。现在，我已经退休，仍将尽我所能，为党的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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