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之时，我父亲陈潭秋正就读于武昌高师（现武汉大学）英语部，即将毕业。他积极投入武汉地区的五四运动，参加示威游行，街头演讲。6 月中旬，他随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的武汉学生代表团赴沪，参观学习，交流斗争经验。在上海期间，结识了同乡董必武。两人一见如故，共同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交流学习心得，探讨中国革命道路，共商今后的革命活动，决定回湖北后，“办报纸，办学校，鼓吹革命，教育青年。”
父亲回武汉后，协助董必武创办了武汉中学并任教，宣传马列主义，引导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1920 年 8 月，父亲与董必武等发起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还组建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深入到工人、学生中开展工作。1921 年 6 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一致推选董必武和我父亲为党的一大代表。7 月，他俩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选举了中共领导机构，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党的一大以后，直至大革命时期，父亲基本上是在武汉地区从事革命活动。他从上海回到武汉后，就同董必武等筹组武汉地区党的领导机关，主管组织工作，积极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支持和引导学生运动，推动湖北女师学生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发动工人运动，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他协助董必武推动湖北地区的国共合作事业，组建了以董必武为主任委员、父亲任组织部部长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十几个县成立了县党部，并对国共合作进行了理论探讨，发表了《国民党底分析》一文。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特别是为策应北伐军夺取武昌城，父亲在被北伐军围困的武昌城内，领导和组织群众进行了积极配合。
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告别了战斗多年的武汉，直至 1933年春，辗转于华东、华北和东北广大地区，从事地下斗争。1927年 4月，任江西省委代书记。7月中旬，先后任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委书记，着手八一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随后调任中央巡视员。1928 年 6月至 1929年6月的一年间，两度来天津，先是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视察顺直省委的情况， 后又以中央特派员名义重返天津，同刘少奇等一道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传达党的六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通过了《顺直省委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等文件，改组顺直省委，父亲担任宣传部部长，创办了刊物《出路》。7 月，调回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随后，以中央巡视员名义，先后考察了青岛和满洲的党的情况，完成任务后，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协助周恩来处理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他还结合工作实际，撰写了多篇论述党的组织工作的文章，发表在《党的生活》、《红旗》等刊物上。1930 年 8 月，出任满洲省委书记。经数月的艰苦努力，使遭破坏的东北党组织得以恢复，并新建了 40 多个地方组织。1932 年春，回到上海，任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
1933年初，党中央决定派父亲和我母亲徐全直一同去中央苏区工作。当时，母亲正怀着我，已临近产期。经商量决定父亲先走，母亲分娩后赶到。是年夏初的一个夜晚，父亲与谢觉哉结伴启程，冲破敌人的道道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抵达瑞金，被分配在马克思主义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任教，讲授《中国革命》。不久，调任福建省委书记。1934 年 1 月，父亲作为福建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接着又被任命为中央粮食人民委员，即粮食部部长。中央粮食人民委员肩负着征粮、购粮、运粮、保粮、节粮的重任，既要保证前方红军将士的粮食供应、满足苏区党政工作人员的粮食需要，又要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还要同敌人抢粮、毁粮的破坏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父亲依靠各级粮食部门的广大干部，争取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调动人民群众拥护革命的热情，每次征粮、购粮的任务都能胜利完成。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父亲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分管组织工作。1935 年 3 月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不久，党中央通知父亲前去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父亲先到汕头，后经香港转回上海，与陈云等一道赴莫斯科，因旅途耽误，未能赶上参加大会，留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在莫斯科期间，除管干部工作外，撰写了多篇文章。《学生救国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论述了一二九运动的重大作用；《所谓“三大原则”》，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论统一战线政策》，阐明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内对外政策。他还撰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提纲》，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意义，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赞扬了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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