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
父亲从参加党的一大以后,革命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担任过各种党内职务,也受到过错误的处理和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来不计较。他说:“我是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六届四中全会怎么处理的,没有通知过我,我也不知道,但我总是服从组织,党需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没有讲过价钱,说过二话。”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5 年后,父亲到苏联,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9 年夏,他在去延安途中路过新疆,党中央又安排他接替邓发同志的工作,他不说二话,毫不犹豫地留在新疆。那时父亲已离开党中央多年,十分向往去革命圣地延安,十分盼望能回到毛主席身边。有同志劝他向中央发个电报说要去延安汇报工作,他说:“中央没来指示,我就不能走。我还是留在这里,尽量争取局势向好的方面转化。”父亲盼望着去延安见毛主席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为了人民的利益,临危不惧,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当年在新疆工作的我党人员,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不能公开党员身份,不能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可是就在这种状况下,在疆的中共党员仍建立了光辉的业绩,在新疆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随着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盛世才对我党人员的猜忌、打击和迫害不断升级,在地方工作的我党人员,一举一动都受到特务和密探的监视,经常被诬告、陷害和处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人员忍辱负重,仍然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坚持为人民争民主、做好事、谋福利。
父亲作为党代表所面对的,一方面是外部局势的险恶和处境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内部我党人员对盛世才的愤慨情绪以及由此产生对我党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不满和质疑。但由于纪律约束,父亲却不能向盛世才“直接提政治意见”,还必须以自己的镇静来感染周围的同志。他知道盛世才在给我党中央的电报中诬陷苏联及中共人员“搞阴谋暴动”,他向中央表示“我们不是傻瓜,在不能合作的条件下就应当不合作。我们不是绵羊,不能让人无辜宰割”,及时提出与盛世才彻底决裂的意见;同时急切而频繁地与党中央、共产国际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联系撤退事宜。可是所有这一切又不能告知内部其他同志,并且还要约束他们对盛世才的不满和愤慨,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党员对我父亲产生误解和埋怨,但他并不在意,他所考虑的只是怎样尽可能减少损失,保存革命力量。所以,他一面积极联系撤退事宜,一面在整风学习中让大家做好坐牢的准备,增加了保持共产党员革命气节教育的内容。
为了人民的利益,把危险留给自己,担子拣重的挑
红军长征后,父亲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在向闽西转移的过程中被敌人包围。他作为中央分局特派员,要谭震林同志带领大部队突围,而自己则带领一个警卫班留下掩护,结果警卫班战士几乎全部牺牲,他也在摔下山崖时受了重伤。
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局势十分危急之时,中央来电决定在新人员可先送 55 人撤往苏联。父亲迅速拟定了分 3 批撤退的计划,第一批 55 人中,有党派往新疆学习航空和兽医的全体学员共40 人,还有党的中高级军政干部 15 人 ;第二批是在新疆养病和路过的干部、在新疆帮助盛世才政权工作的大部分干部和残疾人员家属;他安排自己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第三批最后撤退。有的同志提出要他第一批撤,他坚决表示自己是领导人,不能先走。虽然最终这个撤退计划未能实现,但父亲在危急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沉着镇定、勇于牺牲的精神,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和无数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祖国,现在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相信烈士及革命前辈们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会成为很好的教材。我虽然已经退休,但仍要继续继承和发扬父辈的革命精神,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使祖国的明天更美好,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一点余热,为党和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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