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北海区（蓬莱一带）我军的活动范围很小，我们的中心区域只有招远、掖县之间的山区。掖县西部和北部的平原为敌伪所控制，成为游击区。招远的东半部还被顽同派徐淑明所盘踞，隔绝了与北海区的联系。东海区我们完全没有武装活动。约在1940年2～3月间，我们在“反摩擦”斗争中消灭了徐淑明部，除招远县城等点、线继续为敌伪控制外，其余地区被我解放，我们的活动范围略有扩大。
1939年冬季，军校就在掖招边区活动，那里距掖县、招远的敌人据点都只有二、三十里路，故不能在一地长时间逗留。这个时期，军校又直接接受五支队的指挥，因为在军事行动上要由司令部统一部署。为了减小机关的目标，五支队要军校单独活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武器，又领到我们自己兵工厂自制的一批翻造子弹（以硝酸棉作火药），所以能够自卫。每次活动，支队司令部都指定一个地区。在敌情较缓和时，也和五支队、胶东区委靠拢，敌情紧张时就单独行动。有一次敌人扫荡掖招边区，军校曾奉命单独插到蓬莱南部活动了几天，有时也到掖（县）北平原地区游击一下。其余时间大部是在掖招边区北至灵山、南至郭家店这一线活动，较常住的村庄是掖县的上庄等地。
为了适应这种游击活动，我们当时很注意掌握附近敌人据点的情况变化。我根据地内经常活动的地区，设有固定的电话线路，几乎走到哪里都可以架通电话和支队司令部取得联系。而且电话站也就是情报站，他们也负责向沿线有电话的单位报告情况。除了利用电话之外，军校单独建立一个侦察班，直属校部领导，调集约八名学员任侦察员，撒向有敌情的方面，做较远距离的警戒。他们主要是依靠我部队和群众中的侦察网收集情况。侦察班对于军校的行动安全起到很好的保证作用。侦察班长叫郝滔，侦察员有一个叫刘玉莱，他们都是穿便衣、携带短枪。
学校的军事行动和游击活动方面，主要由高锐和杨介人负责指挥和组织行军、宿营、警戒等。当时军校没有战斗任务，只是保证在游击活动中继续教学，所以这期间并没有发生战斗，也无损失、伤亡。在行军、宿营的空隙时间，还是照常上课。
约在1939年10～1l月间，山东纵队政委黎玉、参谋长王彬到胶东检查工作。王彬以后就留在胶东，任第三军区司令员，管地方武装的工作（军区是由胶东区委的军事部扩大而成）。黎玉曾到军校讲过一次话，记得是讲工作作风问题。他批评胶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部多，有国民党的“异党情调”。约于12月，黎玉回鲁南，当时有一批军校学员随黎玉去鲁南。向山东纵队输送知识分子也是胶东的一个任务，在这以前也去过几批。山东纵队那时也有个军政干校，驻在沂水岸堤村，所以我们在胶东也知道有个“岸堤干校”，它后来
与抗大一分校合并。
1940年1～2月间，掖招边区还有几次小规模的“扫荡”。3月就接到通知说，抗大要派一批干部到胶东来，当时大家非常兴奋。
我在军校这一年多期间，和干部、学员的团结都较好，在生活和工作上也注意起模范带头作用。学校的领导干部、教员都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一样行军走路，干部基本上都没有行李。当时军队禁止谈恋爱，不论干部、学员都是如此，这都是从延安抗大作风学来的，对学员的培养教育有一定的作用。但我那时政治上很幼稚，工作上没有经验，教员的情况也都和我差不多，所以还是按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一套办学。对于改造学员思想、改造世界观等，还没有这个觉悟。虽然对学员进行一些党的政策的教育，但由于自己的政策水平就低得很，政策宣传中的片面性必然是很大的。对于这一批知识分子教员，从阶级立场上彻底改造他们也做得很差。从工作作风来说，那时也不知道深入连队，深人群众，只知道去讲讲课、听听汇报而已。总之，这一年多以来，还是摸索着，在“干”中学习吧。
军校与抗大一分校一大队合并以后
1940年4月，军校驻招远的灵山一带，迎接到胶东来的一批抗大干部，这部分干部原为抗大—分校（山东分校）一大队。他们到校后，就和军校合并成为抗大一分校第三支校，通常也称为“抗大胶东支校”。当时上级决定，由我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贾若瑜任副校长。这时在部队中抽调大批学员，故学员编为三个营。我和廖、贾等曾经参加过由王文同志主持召开的一次军政委员会（这是当时一个地区的最高领导组织），会上确定抗大胶东支校只训军队（五支队和第三军区）的干部，不再训练地方干部。领导关系则是既受胶东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又受抗大山东分校的领导。会上对于原来的军校干部各方面都争着要，大体上是分别调给胶东区委、五支队和第三军区。这时五支队司令由刚从鲁南与抗大干部一起到胶东的吴克华担任，高锦纯改任政委。
原军校干部，高锐留在抗大支校任营长。宋桂生调到胶东区委党校任校长。胶东区委党校与《大众报》社的机关在1939年12月反“扫荡”中与敌遭遇，党校校长李辰之同志和报社社长阮志刚同志都牺牲了。王卓青也调到党校，后来在1942年或1943年宋桂生同志病逝后，继任胶东党校校长。杨介人调任第三军区任作战科长。刘云鹏调任五支队任作战科长。丛鹤丹好像调到《大众报》社。李绍颜仍留在抗大，任校部秘书。
5月初，抗大胶东支校刚举行开学典礼，还邀请五支队的宣传队准备演戏，获悉敌人已开始“扫荡”，于是连夜转移。这次在胶东是首次规模较大的“扫荡”，持续一个多月。抗大胶东支校刚成立，就投入紧张的反“扫荡”斗争。因学员很多，武器很少（抗大干部来胶东时带了一部分枪支，但不多），所以疏散了一些有病的学员和一些女生，并把武器分配给一些从部队调来的学员，这些学员集中编在一两个连里。这时抗大完全是单独行动，活动地区大体上还是在平（度）招莱掖边区。约在6月，抗大胶东支校一次白天在大泽山区的铁矿寺山沟隐蔽，敌军一、二百人突然窜来。当时由廖海光和贾若瑜指挥，派出一个排在北部山口阻击敌人，掩护大队上山。当时掩护部队约有一个班的战士壮烈牺牲，学校大队全部爬上南面的高山。敌人进入山沟后，向山上打了几枪，又放火把铁矿寺烧之后即匆匆跑掉。我们在山上看着敌人的行动，晚上才转移他去。事后，我们派学员去掩埋了牺牲同志的遗体。
这时赵保原配合日寇夹击我军。有一次我们行军到莱阳、平度边境的姚沟附近，得悉赵保原部向我推进，正好前面有五支队的主力，将投降派赵保原的军队击退，取得一次不小的胜利。但这次抗大支校没有参加战斗。
约于7月间，反“扫荡”结束，抗大胶东支校才正式开始上课。我心里很明白，任命我为抗大胶东支校校长是照顾地方干部的性质。虽然从鲁南来的干部对我也很尊重，但我自己自觉地抱着学习的态度，向抗大干部（尤其是其中的七位红军时代的干部）学习，从他们身上学习我军的传统、作风。在实际工作中，我自己较少发表意见，完全尊重廖、贾的意见。我热心地阅读着他们带来的一些抗大的教学文件，如教育计划、工作总结和教材等，又虚心地看他们怎样工作，感到他们对于军校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一套很完整的办法和经验。再回顾当初我们办军校时的情况，就看出差距来了，这才称得上是正规教学。在这一时期，集体备课、集体研究、听课制度、互相检查和互相学习等规矩都不断得到改进与加强。抗大胶东支校成立以后的这三、四个月，对于我来说，等于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随着形势的发展，学校的教学体制、教学人员和教学内容都不断地得到充实与完善。抗大胶东支校先后为胶东部队培养了5000余名干部，这些学员把所学到的军事和政治知识，特别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带回到部队，大大提高了胶东地区八路军部队的基本素质。
在抗大胶东支校工作时，和我一起工作的领导干部有政委廖海光、副校长贾若瑜、政治处组织股长严政、宣传股长罗义淮、军事教育股长黄径琛、政治教育股长李书厢，营长王奎先、官俊亭、李宏茂、茹夫一，政治教员孙殿甲（还有一些军事、政治教员的名字都不记得了），政治教导员周澍、吴泰宇等，这些同志都是原来抗大一分校一大队的干部。
8月，我奉命调回五支队任宣传科长，结束在军校近两年的工作和生活。（1968.12）
（招远市政协文史委主任赵东祥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