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泊村驻扎的时问较长，军校从1939年2～3月一直到9月～10月都在这里，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日寇虽然利用刘桂堂占领我们几座县城，但他暂时还不能分兵控制广大乡村，也无力进行“扫荡”。刘桂堂除进攻我蓬、黄、掖三县以外，还攻占了国民党军队盘踞的招远、栖霞、莱阳三座县城。这些国民党顽固派在敌伪的进攻之下，不得不请求我军的帮助。当时曾成立“胶东抗日联军”，却推举由汉奸“反正”的赵保原任联军司令。在所谓的“联合作战”中，我军在黄（县）、招（远）一带给刘匪以很大打击，又单独攻克栖霞城和莱阳城，国民党军队却按兵不动。刘桂堂在我军打击下，向鲁南狼狈逃窜，在逃命途中，他又突然宣布“反正”，成为国民党的“师长”。我军攻克的两座县城都交给了国民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招（远）莱（阳）边区得到一个时期的“稳定”。
在这期间，又有两个刚加入到五支队，一是从国民党鲁东行署拉过来的六十五团，该部队原为我党党员和一些进步人士在胶县、高密一带发动的武装，于1938年底至1939年初开到黄县编入我军，但不久其第一营又叛变投敌。另一部队是我军七、八支队被山东分局调往鲁南时，有一个团不愿去，回到胶东，经批准被编为五支队的六十四团。不久，这些部队都被整编，连同胶东原来的部队（六十一团已调鲁南）一共只编成两个团（十三团和十五团）。部队虽然缩编，但充实了连队，战斗力反而提高了。以后又成立十四团，是个小团编制。
这时军校与五支队的联系不密切，主要由胶东区委直接指挥。胶东区委对外称“后方司令部”，设有军事部，管理地方武装工作，也负责胶东区委、报社和军校机关的军事指挥。我自从离开掖县城至1939年春，很少回五支队政治部。有一次见到高锦纯，我向他报告军校到黄县以后及撤出的情况，并说明林一山兼任校长的情况。他当时表示不以为然，说胶东区委讨论军校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可也并不是要把军校变成地方性质的学校。他因为不便把领导层的争议向下边讲，所以就没再说什么。
军校因为受胶东区委领导，所以经常参加胶东区委的一些会议，听一些报告。1939年春，我在胶东区委的会议上曾见到于洪锦，这时他已担任北海地委（或工委）书记，和曹漫之一起工作。我当时觉得他的职务提升得很快，但也没有打听他的工作情况。不久，胶东军队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干部调到上级部门，有的去延安，说是参加“七大”；有的到上级学习；有的是去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工作；有的是因历史问题到上级去接受审查等。当时先后走的人有吕志恒（又名吕其恩）、宋澄、宋竹庭、于眉、郑耀南、张加洛、丁光等。丁洪锦也去延安了。1945年，我在东北安东市见到吕志恒，他告诉我于洪锦在延安整风时被隔离审查，其间病逝。
军校内部组织到北泊以后已经比较完备，主要是从学员中调出一些人做机关工作或担任学员大队的干部。校部有政治处，下设组织股、宣传股和锄奸股，各股都有两三个干事。组织股长起初是屈夫，屈不久因肺病逝世，继任者是王直夫。宣传股长是宫大非（现在改名宫达非），他和王直夫于1939年夏秋之际调往山东纵队的干部学校。锄奸股长好像是丁剑萍。校部的供给处负责物资供应厂工作，处长叫迟骥。学校的军政教员都归教育长领导。校部还有个卫生所，所长张燕。校部有两个秘书，一个叫孙觉（后来曾接替迟骥担任过供给处长），一个叫孙烈焰（后来改名孙列岩）。
军校的学员分别来自部队和来自地方，来自地方的占多数。当时我们还在《大众报》上刊登广告招生。1939年初，向军校介绍学员的手续不很严格，各团司政机关和各县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都可以直接向军校介绍学员。后来手续逐渐正规，军队的学员都由五支队政治部组织科调来。地方的学员都由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后方司令部或青救会、妇救会的总会介绍，但也不是很严格。
学员主要是一些小知识分子，编为大队(连)。每期一两个大队，三四个月为一期即毕业，有时未毕业的学员也往往调出分配工作。毕业的学员都发给油印的毕业证书，证书是仿照抗大的格式印制的。毕业的学员多数分到部队工作，也有一部分去做地方工作。到军队工作的，都由学校介绍到五支队政治部组织科。到地方工作的，则介绍到胶东区委组织部。我也记不清我在校时一共训练了几期学员，因为各个大队毕业的时间不一致，所以大队的数目有时多有时少，一般有三五个大队在校。大队以下分中队，中队以下设班，大队设大队长、政治委员，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都是学校分派的干部（也是从毕业学员中抽调的），班长即指定学员担任。女生人数较少，一般是编为一个中队或一个班，附属于某一大队，但干部配备较多些。学校还曾专设过民运大队，专门训练地方工作干部。所有学员都穿军装，入校即作为入伍。
这一时期，从文登、荣成、牟平一带（后来这一地区称为东海区）曾经陆续有许多人到军校学习。此时该区已无我军活动，完全被国民党军队控制。但我党我军在这一带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所以经过我军驻该地区的办事处（曾驻于文登县葛家集）或地方党组织的介绍，有许多青年跑来参军。他们一般都由我地方交通员带领，开始还是成群结队地公开走，后来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拦截，就分散成少数人夜间行动。这些学员在学校一般都表现较好，当时部队中也有这样的反映，喜欢要东海地区的战士。
学员大队的干部经常调换。我记得有刘岩、黄仲哲、宋锡候、冯尚贤、赵恕、王素之、杨西萍、原野、李次哲等。在女生队（班）工作的有徐林、徐平、张青松、张励（原名史点水）等。
当时学校的教育也是按照延安抗大的做法，以政治教育为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传到胶东后，都列为专门课程进行教育。此外着重讲《政治常识》和《中国革命问题》，这两门课程也有从延安带来的小册子作为教材。军事教育有《游击战术》和武器使用、构造等，还有制式教练和战斗教练。当时军事教育完全由高锐负责，政治教育则由我多管一些。我也直接讲课，毛主席著作课多由我、高锐和宋桂生同志担任。除了我们自己讲课以外，还请胶东区委的一些领导干部作报告，林一山常去讲政治形势，还请一些同志讲“群众工作”、“工作方法”等。
在担任教学工作中，逼着自己非读书不可。为了备课，我找到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籍，生吞活剥地读过，但至多只是懂得其字面的意义，根本不能联系实际斗争，也不知道如何联系。那时的学习态度就是为了增加知识，完全是教条主义的。至于我和各个教员对学员讲课，也是自由主义的，各人自己备课，没有集体研究，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讲，也没有检查总结和研究如何改进。
学员只凭听课和记笔记，没有普遍印发教材，有些教材印发过，也不能做到人手一册。课后讨论都由大队、中队政工干部主持，主要是复习性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只在下次讲课中附带讲讲，很少专门解答。有些学员文化水平很低，只能跟着听讲，课余就自学文化。上课大都是在村外树林中，席地而坐。
当时按照胶东区委的指示，在军校中大量发展党员。有些学员入校两三个月即可被吸收入党，主要是抗战坚决、能起模范作用、能吃苦耐劳就可以。当时入党的手续很不完备，一般只一个介绍人，也没有规定候补期，但都是个别吸收，都填写入党志愿书，还举行人党宣誓仪式。在学员大队中，大队政委兼任党支部书记，负责进行党的工作。在校部，由政治处领导这工作，政治处组织股负责这方面的业务。党员调走时都开具介绍关系的证明信，但当时因战争环境转递不便，都是由本人携带。1939年上半年党的组织还不公开，但也进行一些党的活动，如开小组会、上党课、党员汇报、发展党员等支部大会一般很少开，党课主要由宋桂生同志负责讲《党的建设》。因为要进行这些党的活动，所以谁是党员在学员中也都知道了。到1939年下半年，党的组织就公开了，入党手续也较过去完备，已经开始规定要有候补期。原来入党手续不完备的党员，约在1940年到194l年，根据山东分局的规定，都进行过“完备手续”的工作。需要增加介绍人和规定候补期的，都按规定办理了。
在1939年春季，学校中还有“民先”活动，什么时候停止的已经记不起来，后来才改成“朱德青年队”。
当时在党的干部中就分发和阅读一些党内文件，有山东分局的，有胶东区委的，大部分是工作总结性质或讲形势与任务的，当时还看不到中央的文件。约在1939年，胶东区委出版发行党内刊物《斗争生活》（起初是油印）。
吸收教员入党比在学员中发展党员更慎重一些，因教员多数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人历史复杂，而且他们不像学员过集体生活容易考验，所以在教员中发展党员大致在1939年夏秋季才开始，他们当中除了迟健民外，都陆续吸收入党了。张秀珩于军校到达北泊不久就调走了，所以她没有在军校入党。这些教员入党，多数是由宋桂生、高锐和我作介绍人。
学校的各大队和校部都有“救亡室”的组织，就是俱乐部。“救亡室”常组织一些文化娱乐活动，并出刊墙报。校部的“救亡室”也组织干部和教员唱一些革命歌曲，有时还组织演戏。我记得曾经从旧杂志上找到一份苏联的剧本，由我把人物、情节修改成抗日战争中的事情，组织教员上演过一次。我自己也参加演出，当一个没有台词的“跑龙套”的角色。在“救亡室”的墙报上，我和教员们都参加写稿子。
这时《大众报》仍出铅印版。阮志刚同志常约我写稿子，我曾写过两篇政论性的文章，记得其中有一篇是批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此外，军校当时在《大众报》上还开辟一个“军校生活”副刊，出过好几期，主要是宣传军校学习的情况，以号召和影响知识青年。我和几位教员常写些小文章。我和丛鹤丹还参加过《大众报》上一场关于《牛》的争论，我们都写过反驳和批判文章。
约于7～8月，我曾去国民党张金铭部买枪。军校武器很少，除以前的二、三十支步枪之外，学员分发一些手榴弹，再就是土枪土炮。从黄县撤退以后，学员对土枪不愿使用，保管也不好，损坏了一部分，此时急需装备一些武器。林一山有一次告诉我，他曾经见到张金铭（林当时参加“抗日联军”的活动），张部能自己制造步枪。他表示愿意卖一部分给我们，要我们派人去和他协商，林一山要我去一次。这时张与我们的关系还好，我们派了一批政工干部在他那里工作。我带一名警卫员（系由锄奸科干部高选担任），骑着马由北泊出发，经过莱西西部，傍晚到达张金铭的司令部（平度东部的祝沟）。次日见到张金铭，我们谈了枪的价钱、取枪的手续（我们派人去某处交钱取枪)。当时他吹嘘他们的枪质量如何好、他们从青岛拉出若干军工技术人员等等，并拿出他们自制的步枪给我看，我们谈妥了购买的数目（大约100支）。他知道我在军校工作，就请我给他的教导队讲话。我去讲了一次，讲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张的政治部里有我们派去的工作人员（我记得曾在军校学习过的一个叫刘光耀的女同志当时就在其政治部工作），他们还邀请我去参加一次座谈会，属于联欢性质，我在会上讲了话。我们一共在那里住了两天就回来了，以后去取枪的事都由学校供给处去办，我再没有去过。
到了9～10月间，胶东形势又有新变化。在全国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赵保原开始对我制造“摩擦”，借口掖县是属于他那个“专员区”的，他是专员，要接收掖县。并且在北泊、张格庄附近炫耀武力，要驱逐我们。这时胶东区委、五支队的机关就向北转移至掖县、招远边境一带，军校也随之转移，从此结束了稳定的教学生活。
（招远市政协文史委主任赵东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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