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山东纵队五支队司令员高锦纯找我谈话，要我到五支队所领导的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军校”）去任副校长，该校校长由高兼任，副校长实际上要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我当时入党不久，突然要我承担这样重要的任务，自觉力不胜任。我向他提出自己没有经验，恐难以胜任。高司令员勉励我要勇敢担负起这一工作，并说：“你是学师范的，又当过小学校长，办教育应当是内行嘛。”看来，当时领导安排我做这个工作是有全面考虑的。于是，我凭着革命青年的热情，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工作任务，并决心干好它。
军校这时已从掖县城搬到掖南山区郭家店附近。郭家店是掖县通往莱阳城的重要集镇，军校驻于郭家店以西的两个村庄，西面靠着马山。这个山区是平（度）、掖（县）边区的大泽山区的一部分，胶东区委当时就住在这里，在军校以西三五里路。据说当时是想把马山山区建设成一块根据地，这里向南可以深入平度，向东南可以向莱阳发展。但是到了12月，日伪大举进攻胶东内地城市，我们的军队要抗击敌人的进攻，已无暇顾及向莱阳发展。
军校前任校长是丁光。我去后他调回司令部，不久调往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后来被派到太行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
当时军校的前任教育长阮志刚也调走了，他原名袁时若，是威海中学的教员。阮志刚调到《大众报》社任社长，前任政治处主任仲曦东和阮一起调到报社，任副社长（仲曦东原是“三军”四路政治部主任，曾是济南高中的学生）。
和我一起派到军校任教育长的是高锐。他原来是莱阳乡村师范的学生，抗战以后到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毕业后回到山东，这时又派到胶东。他带来延安抗大一套制度、教材、工作作风等，我们就是依靠这些来办学的。军校政治处副主任宋桂生升任政治处主任，他原是小学教员，莱阳地下党员。这时的军政教员只有一两个人。我去后正在了解情况，还没有正式开展工作。中共胶东区委决定移驻黄县城，要军校也随着去，并通知我带几个人先到黄县县城去看房子。我带着军校供给处两个人随中共胶东区委的大卡车去了黄县。
军校移驻黄县城
1939年l月，胶东形势紧张起来。平度之敌张宗援部的刘桂堂向掖县进攻。张之另一部赵保原则打起国民党旗号，经过掖县郭家店一带窜入莱阳。栖霞县国民党蔡晋康部大举进攻蓬莱县城。我军主力六十一团已被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调往鲁南。在日伪与国民党的东西夹击下，我军不得不分兵两面应敌。在这种形势下，胶东区委进驻黄县城，与专员公署靠在—起。五支队在蓬莱打退蔡晋康的进攻，高锦纯和蔡晋康还举行了一次“和谈”，又回到掖县，阻止刘桂堂的进攻。
我到达黄县后，找到胶东区委王文同志和宣传部长林一山。他们告诉我：区委决定军校改由区委和五支队双重领导，由林一山兼任校长。军校的任务也兼训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并指定军校驻到县城的孔庙里，归胶东区委领导（五支队当时不在黄县）。
不久，军校全体人员由高锐和宋桂生同志率领，经过行军也到达黄县。孔庙里大部分房子是空的，只有大殿里还有不少泥像。我们进驻后，就把大殿改造成一个礼堂。
约在1939年1月，胶东区委根据当时紧张的形势，决定将胶东公学（简称“胶公”）与军校合并。胶东公学是属于专员公署领导的一个民间中学，1938下半年创办起来，学生有三、四百人，多是黄县人。“胶公”的校长赵野民原是威海中学的教员，和阮志刚一起参加革命。胶东区委考虑，敌人的进攻将转移到山区，这样的民间中学不适应于战斗环境，所以要他们合并到军事性质的胶东军校来。对于原来“胶公”的学生，胶东区委决定尽量动员他们参加军校，实在不愿意干的就让他退学，教员也是如此。由于“胶公”的领导没有对学生进行积极动员，而军校派去“胶公”商量接收校舍和学校财产的同志态度又比较生硬，学生中有些坏分子一鼓动，说军校吞并了“胶公”，结果学生大部分散掉，只动员下几十个人参加了军校。事后，我和赵野民都受到胶东区委的批评。后来，胶东地区又办起一个胶东公学，还是由赵野民任校长。
和“胶公”合并的最大收益是合并过来不少教员，这时军校的教员数量是最多的。在这前后的军事和政治教员有以下这些同志：
杨介人，军事教员，曾经当过吴佩孚军队警卫营长，同北伐军作过战。“三军”二路起义后，他参加革命。因为他是一个旧军人，二路整编时，部队觉得不便给他分配工作，就把他派到军校来。经过后来工作锻炼和考验，我们觉得此人虽是旧军人出身，但没有兵痞流氓习气，很有训练工作经验，也有战争经验，所以他后来成为军校中的军事教学骨干。
裴宗澄，军事教员，抗战以前在国民党掖县公安局当巡官，后来参加掖县我军“三支队”。“三支队”改编为六十二团时，他曾任营长。后来部队缩编（撤出蓬、黄、掖后，部队有很大减员），他在3月～4月间被派到军校当军事教员，9月～10月间又被调回当营长。
刘云鹏，军事教员，曾在抗大学习，后从延安回到山东工作。因为是诸城人，他坚持要求到胶东工作。领导上虽然答应他的要求，但考虑到他曾在国民党军队刘珍年部（曾驻烟台）当过军官，所以没有派他到部队去，而是分配他到军校去教书。刘云鹏是继高锐之后来军校工作的又一个抗大毕业的干部，他也带来许多教材和歌曲，并向我们介绍许多延安和抗大的新闻。
丛鹤丹，济南高中的学生，参加过“民先”，原来在“三军”四路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后来调到军校当政治教员。
还有几个人是从胶东公学合并过来的：
王卓青，原是我在济南师范时的英文教员，抗战以后来到掖县他妻子家里，参加掖县“三支队”，后分配到胶东公学当教员。
林雅琴（女），王卓青的爱人，原是小学教员。
张秀珩（女），五支队宣传科长罗竹风的爱人，大学生，黄县人，原是黄县中学教员。
迟健民，大学生，和罗竹风都曾在青州当过中学教员。迟是蓬莱人，参加了三军”二路。二路整编后，他被分配到“胶公”工作，因为腿脚有残疾（腿瘸），身体情况不适宜随军活动，故于1939年秋冬季调出军校。1940年前后，地方又办起一些中学，他被调到蓬（莱）黄（县）联中工作，在1942年“大扫荡”中牺牲。
李绍颜，大学生，黄县人，原是黄县中学的教员。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但表现挺好。
这几个人到军校以后都当了政治教员，因为军校没有文化课。赵野民没有合并过来，他留在专员行署工作。当时军校的这些教员，除裴宗澄以外，好像都不是党员。
约在1939年2月，伪军刘桂堂占领掖县县城，紧接着又向黄县县城发起进攻。这时县城里只有胶东区委、专署和少数武装，再就是军校。此时，专员曹漫之负责全面部署城防工作，军校也归他指挥。军校当时只有大约二、三十支步枪，还搞来一些土枪土炮。听说掖县失守以前敌人派来许多特务混入城内，所以黄县曾搞过一次紧急戒严、清查人口，县城人家很多，军校全体出动参加清查工作。敌人进入黄县境内之后，专署布置了撤退工作，让我们组织一个小分队担任部分掩护工作，并准备实行“焦土政策”。我们领来几桶火油，准备烧掉划分给我们的几条街道。在撤退的当天早晨，军校大队由高锐率领，随胶东区委和专署机关撤退，并组成一个土炮队做掩护。另外将持步枪的学员组成一个排由我带领，根据专署发出的命令开始点火，大火只烧光了我们驻扎的黄县中学。当火烧到民房时，老百姓就出来给扑灭了。此时城外的枪声响起，我们奉命撤退。
开始转移到蓬、黄南部的山区。不久，蓬莱城也失守。军校跟随胶东区委连续行军，向南经过招远进入莱阳。专署留在蓬、黄一带组成了北海指挥部，由曹漫之主持坚持该区的斗争。招远那时候被国民党顽固派徐淑明的部队盘踞，我们就驻扎在招远～莱阳边境的北泊村（在莱阳城西北，距招远不足十里路）。胶东区委驻在北泊村以北一二里路的张格庄，《大众报》社驻在北泊村以东二里路的石庙村。以后五支队机关也到这一带来，驻在张格庄以北里一二里路的山后村。
当时胶东我军所据有的三个完整县和县城都已失守，机关从城市搬到山沟，有些思想动摇分子逃跑了，部队有较大减员，军校学员中也有个别逃跑的。这次从蓬、黄、掖的撤退，是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一次严峻考验。
（招远市政协文史委主任赵东祥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