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春天，郑耀南以自己家的南屋当教室，办起了郑家村第一所小学。他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通过与农民接触，他进一步看到了阶级剥削之残酷和劳动群众之痛苦，逐步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革命外，中国将无路可走。
1928年6月，他终于找到党组织，经王德武（王鼎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冬，国民党掖县县党部成立了农民协会整理委员会，在掖县筹备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当时农民协会的章程规定：农民协会对各级政府起监督作用，农村的雇贫农、自耕农、手工业者、小学教员均可参加。其宗旨是：反封建，反迷信，反帝国主义和军阀贪官污吏，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提倡妇女解放。郑耀南想，这些规定既符合农民利益，又和我党的任务相当一致，应该充分利用农民协会组织，深入开展党的工作。他在郑家村率先成立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乡、区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掩护了党的活动，党的领导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在全县普遍建立起来。
为了同国民党争夺农民协会的领导权，郑耀南先把精明强干的鲍建业安排到整理委员会担任录事，接着大抓了党的建设。1930年秋，中共掖县第一届县委会在郑耀南家的南屋成立，郑耀南被选为县委书记。在县委领导下，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多数区建立起党组织。为了对党员进行宣传教育，县委在郑耀南的倡导下，创办了《红星》党报，他亲自任主编。《红星》报把党的指示传达到党员，指导党员牢牢地控制了农民协会的领导权。1931年3月，农民协会召开第一届代表会议，选举负责人，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在郑耀南的努力下，共产党员鲍建业、鲍仙洲、郑祥斋分别当选为干事长和干事，五名负责人中共产党员占三名。县农民协会成立后一个月，国民党政府又下令把农民协会改成农会，并规定：农会以研究改良土壤种子为宗旨，在政府监督和国民党指导下工作；农会会员必须是耕种园田三亩、农田十五亩以上者。郑耀南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指示共产党员要随机应变，继续掌握好农会的领导权。第二年农会第二次选举，原五名领导连选连任。
掌握农会的领导权后，郑耀南领导农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地主阶级依仗手中的政权，把政府规定的耕种土地20亩以上者出夫打差，私自改为耕种土地十亩就出夫打差（之后又改为五亩），牲畜不分马骡牛驴一样打差。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打击地主阶级的气焰，1931年郑耀南领导农会会员与地主阶级开展了竞选区、乡（镇）、村长和反打差斗争。他安排滕绍武、郑祥斋、赵刚锋、孙鼎吉四名共产党员参加竞选乡长，还通过合法手段安排共产党员于仁乐、滕绍武到济南参加区长训练班。竞选前，郑耀南亲笔撰写《X村的怪现象》发表在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党声》报上，揭露西障乡乡长和郑家村村长相互勾结、盘剥农民利益的丑恶勾当，为这次斗争大造舆论。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滕绍武当选为朱旺乡乡长，郑祥斋当选为西障乡乡长，赵刚锋当选为北障乡乡长，孙鼎吉当选为麻渠乡乡长，于仁乐被县政府任命为八区区长，进步青年盛咸庆（1934年入党）被任命为三区区长。农会会员担任了全县近半数的乡、村长。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掌握乡村政权后，根据县委指示，对出夫打差标准都重新做出规定。
1932年，爆发了韩复榘和刘珍年争霸胶东的战争。刘珍年在掖县大量抓丁拉夫，疯狂地预征十年田赋，出夫打差按户均摊，并限期每人缴纳一元军饷。县政府检查官刁天培、文书李介仁、商会会长董玉山等，对交不上田赋、军饷的群众扣押审讯，吊打施刑。为了解除群众的苦难，打击军阀和贪官污吏，郑耀南和县委又领导农民掀起反霸抗饷斗争。他以“韵笙”为笔名在《党声》上发表文章，揭露军阀战争的罪恶和刁天培、李介仁、董玉山等人巧立名目、贪污军饷、榨取民脂民膏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接着，他组织农民、教师、学生、商人五六百人进城示威游行。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县政府被迫撤了刁、李、董三人的职，取消每人一元的军饷，还规定五亩地以下的农户免除出夫打差，缓缴十年田赋。通过一次次的农民运动，发展壮大了共产党的力量，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使农会的社会地位大增。
为了使我党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立于不败之地，郑耀南和县委的同志从多方面进行组织准备。1932年春，县委根据上级指示，成立武装特务队，郑耀南担任队长。他给特务队规定三条任务：一、保卫县委，营救被捕党员；二、打击镇压不法地主，积极为县委筹集经费；三、收集枪支，伺机举行武装暴动。他号召共产党员都要积极搞枪，做一名光荣的特务队队员。他带头动员婶母卖掉二亩好地，买来一支手枪。在他的领导下，广大党员有的买枪，有的借枪，有的到富户提枪，特务队很快发展到二三十人枪。在积极抓武装的同时，他又通过各种关系争取了国民党左派孙会生。他根据多年的考验，介绍几名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让他们在国民党内做好内线工作。他安排于仁乐、郝香斋在城里成立情报处，负责搜集情报。
残酷的斗争即将到来，韩复榘赶跑刘珍年后，便和国民党相互勾结，向共产党挥起血淋淋的屠刀。1933年夏天，国民党省党部密令掖县调查郑耀南、王鼎臣的情况。郑耀南接到孙会生派人送来的报告，立即交待安排好工作，转移到北京。在北京，他通过郭欣农介绍，与北京地下党接上关系，担任北京弘达中学党小组长、掖县同乡会党支部书记。后经北京地下党组织帮助，他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担任过秘书、参谋等职。同盟军失败后他辗转到龙口为商，担任掖（县）、招（远）、黄（县）三县硝磺局局长。
这年腊月，国民党省党部给掖县发来逮捕共产党领导人郑耀南的密令。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郑耀南把县委工作交给王仁斋主持，转移到东北，投入到更紧张更艰苦的斗争。他像一团烈火，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火焰点到哪里。1934年夏，他几经辗转，终于找到党组织，党组织把他介绍到吉林省延吉县中学，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工作。这年秋天，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到吉林省拉法以上山区，做争取“三江好”土匪部队反正抗日的工作。1935年，他以党的特派员身份，到抚顺煤矿当矿工，组织发动工人进行劳资斗争，迫使资本家给矿工增加了工资。1936年，他到鞍山担任《盛京时报》驻鞍山市的外勤记者。同年秋，他受组织安排到烟台市担任了胶东特委教育宣传委员兼党刊编辑主任。12月的一天晚上，和他住在一起的特委委员李厚生很晚才回来。他告诉郑耀南说：“我和一个多年未见面的朋友去看了一场电影，明天我叫他到这里来玩。”郑耀南凭着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马上意识到这样做的危险，当场批评他说：“你还没弄清他的来历，就把住址告诉他，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二天，敌人果然把李厚生逮捕了。郑耀南回来时，看到门口被军警把守。他想，如果马上离去，会引起敌人怀疑而被捕。于是，他装作讨账的径直向前走去。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解除了敌人的怀疑，他从容地离开。这次逮捕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郑耀南转移到青岛一带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进华北平原，山东大地狼烟四起。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立即向山东派遣干部，在山东省委领导下分赴各地领导抗日武装起义。
同年10月，郑耀南回到掖县，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县委会议。会上，学习了北方局关于组织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为了加强国共合作，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郑耀南提议充实整顿了县委会，重新进行县委分工，进一步加强了县委的核心堡垒作用。县委还作出决议：重新登记党员，全县成立六个分区委，每个分区委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为了迅速贯彻上级指示和县委决定，郑耀南提议把《红星》报改为《民声》报复刊。他还建议张加洛写一篇《目前华北形势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文章，通过《民声》发到全党。会后，郑耀南带头执行县委决定，在平里店一带组织起六七十人的“人民抗日义勇队”。在县委的领导下，不到一个月在全县各地就成立起“掖平人民抗日救国会”、“抗日除奸团”、“抗日锄奸队”、“人民抗日救国会”、“战地服务团”等十几个武装组织。为了团结知识分子抗日，还组织成立了“教师抗日救国会”。在共产党建立武装组织的同时，掖县国民党员成立了“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县委及时安排王仁斋打入“民抗”。随后，县委经和赵森堂等国民党员多次磋商，于12月在“励新书店”成立“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统一领导全县的抗日武装。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郑耀南任军事委员，张加洛任政治委员，李勋臣任组织委员，李佐长任宣传委员，赵森堂任外交委员，共产党员占4/5，完全掌握了“民动”的领导权。
1938年2月1日，日寇侵占掖县城，成立以汉奸刘子容为县长的伪县政府。当时，全县十个区每区都有30至70人的联庄会区队。刘子容一上台就召开区队长会议，对他们封官许愿，进行拉拢，企图控制全县。为了粉碎刘子容收编区队的阴谋，郑耀南立即召开县委会议，确定摆在眼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敌除奸，开展广泛的游击运动，并迅速建立军政抗敌政府。根据这一总任务确定了两项具体工作：一、利用一切关系争取区队；二、由各区队下令通知各乡镇村落，成立各村自卫团。会后，郑耀南签批《争取区队到抗敌前线上来》和《乡村民众自卫组织大纲》两篇文章，刊登在《民声》上。郑耀南亲自出面做通了争取六区区队长周亚泉和七区区队长徐承勋的工作。在县委的号召下，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绝大部分区队都参加了“民动”。到2月底，“民动”发展到六七百人，刘子容仅守一座孤城。
全县人民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3月初，“民动”成立武装起义指挥部，郑耀南任指挥。3月8日夜，“民动”四五百战士集合在掖县城北玉皇顶，郑耀南向“民动”战士下达武装起义、攻打掖城、活捉汉奸刘子容的命令。命令下达后，起义战士奋勇向前，把掖城团团包围起来。小分队迅速切断掖城通往青岛、烟台、潍县等地日军的电话线。部队只等内应开城门，但是内应被捕，偷开城门的计划落空。郑耀南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命令部队在军事进攻下，对敌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一面组织战士对城墙上的伪军喊话，一面派人捉拿刘子容的家属到城下作人质。“汉奸刘子容赶快开城投降吧！再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啦！”“伪军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不要给日本鬼子卖命了！”城下战士舒臂挺枪，喊声震天；城上伪军缩头缩脑，胆颤心惊。正在伪军人心溃散的时候，刘子容的家属被押到城下。刘子容看到这种情景，顿时瘫倒在城门楼里。其警卫队长见兵临城下，大势已去，慌忙下令开城。郑耀南率领起义部队，雄纠纠气昂昂地进城，占领县政府和公安局，缴获伪军的枪支，救出内应，活捉了汉奸刘子容。
进城后，郑耀南和县委的同志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军政建设上，把工作重点放到合理使用人才和制定正确的政策法令上。他和县委同志一起与国民党共同确定了当前工作的统一原则：为防止日伪卷土重来，必须立即整编部队，放手大胆地发展壮大队伍；必须对参加起义的各个部队和各方面的人士一视同仁，恰当安排；必须立即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根据这一原则，决定将“民动”更名为“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三支队领导机构设八大处，部队编成11个大队和相当于大队的特务大队、侦察大队、通讯大队、盐警大队等。县政府设四个科和政务大队、警卫大队两个武装大队。起义的各个部队、各阶级、阶层的人士都得以恰当的安排。三支队和县政府分别颁布六条政治主张和六条施政纲领，决定抗日救国，镇压汉奸，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兴办农村小学，民主选举地方政权。三支队和县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深得人心，全县人民的抗战情绪空前高涨。
郑耀南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在发展扩大统一战线的同时，加强党的领导，壮大党的力量，树立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3月中旬，三支队又通过政治处举办政工干部训练班，学习党的建军思想和政治工作经验。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工干部，在基层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对干部战士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宣传党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这对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改造部队，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根本上加强了党的领导。
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郑耀南聘请一些有专门工作经验的人，成立财经委员会，研究制定出一整套根据地的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筹备成立“北海银行”，整顿金融；成立盐务处，管理盐务生产和税收；成立粮价平抑委员会，整顿市场，平抑粮价；成立商会，管理商业；还整顿了田赋办法，对地主、富农、大商号征收抗日爱国捐，对三亩地以下的农户免征捐税；严禁烧酒和奸商走私贩毒。三支队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每月财政收入达到30多万元，除保证军政开支外，还有很大节余。三支队还办起兵工厂、被服厂，到4月三支队全部换发新军装。
郑耀南和三支队还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成立《抗战日报》社、抗战剧团，出版综合刊物《海涛》半月刊，举办国防教育训练班，培训小学教员，兴办农村教育。
三支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更加热爱拥护三支队。群众纷纷献枪捐款，报名参军。全县出现不少父送子、妻送郎、兄弟双双把军参的动人事例。不少妇女冲破几千年的封建束缚，剪去长发，废除缠足，报名参军参政。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三支队就发展到三千七八百人枪，成为当时胶东最大的一支武装，在胶东形成东联胶东三军，西联鲁东七、八支队的有利形势。
郑耀南以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最高出发点，在八路军内部是团结统一的模范，在统一战线中是处理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他自觉接受胶东特委的领导，真诚欢迎鲁东七、八支队东上，从物质上给予七、八支队很大的支援，对妄图阻挠七、八支队东上的反动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多次对县委同志讲：“别的党派、各阶层人士，只要他们不反共、有爱国思想、愿意和同情抗日，不管他们以前的表现怎样，也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什么职业，我们都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有的同志对安排周亚泉当副支队长想不通，郑耀南耐心地向同志们说：“他们进行抗日，拥护我们党的领导，我们就要团结他、信任他，不要老揪着人家的过去不放。对他安排使用得好，可以树个样子，团结一大片，这对整个工作有好处。”
郑耀南认为，在民族矛盾中，阶级斗争始终是存在的。如果有人损害人民大众的利益，破坏统一战线，搞民族投降，就必须同他作坚决斗争。三支队成立不久，盘踞平度的国民党CC分子、第五战区直属第十六支队司令张金铭派人到掖县给郑耀南下委任状，妄图把三支队变成他的反革命武装。郑耀南识破阴谋，当场严词拒绝。张金铭下委不成，又进行武装进攻。5月6日，他勾结招远焦盛卿、栖霞秦毓堂、莱阳刘东阳分别从朱桥、驿道、郭家店、夏邱堡四路进攻掖县。在掖县西部沙河一带，他策动三支队中的旧军人叛变。对张金铭的军事进攻，郑耀南指挥部队进行坚决的回击。他亲赴夏邱堡战场，指挥部队反击张金铭。在鲁东八支队和胶东三军的支援下，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艰苦作战，终于打垮了张金铭的四路进攻，迫使张金铭派代表进行谈判，并承认负有肇事的责任。
原国民党掖县县党部负责人赵森堂等人，利用职权在三支队安插亲信，扩充势力。郑耀南对赵森堂等人进行耐心等待，并开展有理有节的斗争，希望他继续和我们团结抗日。但是，他们却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决心与人民为敌。他们四处串联，秘密与外部的反动派相勾结，计划在“七.七”抗战一周年的那天举行反革命暴乱，杀害郑耀南等共产党领导人，篡夺掖县的军政领导权。他们的阴谋被及时发现。7月3日晚上，郑耀南、张加洛、李佐长三人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提前行动，对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坚决实行镇压。第二天上午，除张子敬逃跑外，其他六人全部就范。5日晨，把他们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接着，张贴布告，出示他们的罪证，安抚部属。全县军民了解到事实真相，无不拍手称快。
经过5月反顽和“七•四”平叛，三支队内部团结更加巩固，根据地建设进一步加强，青年、妇女、职工、自卫团组织相继发展起来，区、乡（镇）、村政权普遍建立。8月，胶东特委和三军总部移驻掖县。9月，三支队奉命与三军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郑耀南被任命为六十二团团长。郑耀南不居功，不自傲，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有的同志对这种安排有看法。郑耀南耐心地教育他们说：“掖县所以有今天，都是党领导的结果。中国这么个大国要取得抗战胜利，部队不统一怎么行？共产党员闹革命不是为当官而是要解放全中国。”在郑耀南的言行教育下，合编工作顺利完成。胶东特委书记王文听完合编工作的汇报，热情地赞扬说：“可见天下的共产党员都是一样的，老郑真是一个好同志！”不久，郑耀南被任命为五支队二十一旅旅长兼蓬、黄、掖警备司令。1939年1月，郑耀南奉命率领部队撤出掖城，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多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9年3月，郑耀南离开二十一旅，经山东分局到中央汇报工作。他怀着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无比敬仰，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崇高向往的心情，克服脊背的病痛，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跋山涉水，历时半年多，行程达七千里，终于在当年10月到达中央所在地延安。他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工作之后，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由于长期艰苦转战，到1940年下半年他的脊椎更加酸痛起来。同志们多次劝他进院治疗，他总是说：“学习机会难得，革命需要知识，我可以坚持。”他知识渊博，学习刻苦认真，成为小组讨论发言的骨干。由于工作需要，1940年秋郑耀南还没有毕业就被调到中央军委一局工作。第二年4月，郑耀南病情更加严重，不得不入院疗养。在疗养期间，他仍然坚持学习，热情为病员服务，被评为模范休养员，出席了军委直属队党员代表大会。1941年8月，中央决定一局和中央社会部合并，郑耀南转社会部一室任组长。1942年2月又调社会部二室指导组任组长。他工作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从没出现差错。
在中央工作期间，郑耀南聆听了毛主席很多重要报告，学习了很多中央重要文件和马列主义著作。1942年4月，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了，郑耀南参加了社会部二室整风领导小组的工作。通过整风运动，他的马列主义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整风运动中，郑耀南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还带病坚持大生产劳动。1943年冬，郑耀南脊椎疼痛异常，经中央医院检查，确诊为腰椎结核。郑耀南再也不能坚持工作了，只好接受组织的决定入院医疗。当时延安生活非常艰苦，药物奇缺，进医院也无药治病，只能天天到院子里晒太阳，主要通过自我锻炼与疾病作斗争。二室领导对郑耀南十分关心，经常去看他，见他一天天消瘦下去，对他实行特殊照顾，但郑耀南的病还是继续恶化。1945年，他开始下肢瘫痪、卧床不起。郑耀南知道自己不行了，但精神依然很乐观，天天坚持读书学习，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他向掖县去看望他的同志交谈掖县党的发展历史，给胶东党组织捎信介绍掖县党员干部情况，向身边的警卫员传授知识，教他识字写字。一个珍视革命的人，最懂得生命的价值。他决心让生命最后的一刹放射出更多的光和热。1946年2月23下午4时，一个普通而又崇高的生命逝世，年仅38岁的郑耀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光辉的一生。
郑耀南逝世后，胶东、西海、掖县党政军领导机关和西海各县代表及掖县群众团体两万多人在平里店为郑耀南举行了追悼大会。会后，分别在平里店和郑家村竖立纪念碑。碑文写道：“郑耀南同志参加革命十八年来，多经颠沛艰险，辗转往复，但坚持革命始终如一，尤以忠心对党，联系群众，气魄宏伟，堪称楷模。事变后发动抗战，即为其执行政策尽瘁革命之范例。”
（作者李居义为原莱州市党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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