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总觉得父亲跟普通老百姓的爸爸一样平凡；但后来长大懂事了，又感觉他沉稳刚正，如同一棵饱经风霜的苍松，似乎又显得有几分不寻常。
我是在1972年春从山东老家到莆田唸初中的。那时，我父亲已经被“解放”了，担任莆田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父亲虽然身居县“衙门”，但从没摆过官老爷的架子，他对普通百姓的态度特别亲切友善。
记得那是1973年春，许多急于落实政策的人经常找我父亲或反映情况，或要求帮助解决难题，几乎整天都有来访者找上门来，连一日三餐都不放过，因此我和哥哥心里感到很烦躁，而且把不快情绪明显地写在了脸上。父亲知道了我们的心思，就严肃开导我们说：“对待群众要热情,要讲礼貌，他们是有困难才在吃饭时来家里找。” 从此我们牢记父亲的教诲，每当有客人在我家里等候父亲的时候，我们就耐心地陪着他们。此后几十年来，我们对所有来访客人，无论尊卑贵贱，都一视同仁，迎送尽礼，热诚接待，从来不敢怠慢。几乎沿习成为传统家风，这当然得益于父亲当年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记得当时有一位莆仙戏剧团的老演员常来我家作客，要求恢复工作。他讲话时的动作和表情犹如在舞台上表演似的，非常生动。于是我们就在背地里偷偷取笑他，模仿他说话时的手式和走路的样子。我们的背后的“恶作剧”被父亲发现了，他郑重地告诫我们：“你们这么做不对头！这些演员都被下放到农村去了，现在生活都无着落，要求重新回剧团工作，他们年纪大了，说话时无意中会流露出行当手式和舞台动作，这说明他们是非常敬业的。你们怎么能取笑他们呢？”我们听了真的挺自惭，觉得这么做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何况他们是造诣颇深的艺术家，更不应该对他们有丝毫不敬。后来，从一些老前辈谈话中了解到，父亲素来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十分尊重的，他对那些莆仙戏著名导演、编剧、演员尤其崇敬有加，关系相当密切，甚至还与他们一起合作创作剧本，排练剧目。
为此我们对父亲的为人处世态度有了更深的了解，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更懂得如何尊重文化人和艺术人才。后来莆田县成立了莆仙戏一团，该团好几位著名演员和乐师，都跟我哥俩成了好朋友。 1974年秋，山东老家的几位乡亲到莆田来找我父亲，看能不能帮忙他们购买一批拖拉机以解决大面积秋种难题。父亲是个原则性很强的老干部，他从来不借公营私，为亲友走后门拉关系，但获悉家乡集体生产上有困难，他就义不容辞伸出援助之手，抓紧询问县物资局领导能否给予解决。刚好物资局有4台漳州产的风冷四轮拖拉机指标，因为南方天气炎热不易销售，适合北方耕作使用，于是他们派人来莆采购了5台拖拉机回去。尽管这批拖拉机很好用，但是质量并不理想，即便如此，乡亲们还是从心底里表示感谢的，因为父亲竭诚尽心帮助他们解决了农田耕作的老大难问题。
我常在想：我父亲那一代人当中，有众多的老干部都像是一头老黄牛，不用扬鞭自奋蹄，只知埋头为主人耕耘，勤勤恳恳为大众操劳，他们用自已结满老茧的大手和坚强的肩膀，共同支撑起共和国的大厦，肩负起人民的希望。我父亲不愧是其中的一员。他心中时刻装着群众，凡事都为他人着想，唯独忘了自家人和自已。
我大姐原承芬曾给我们讲过这样的一件事。1960年代我家都是在机关食堂吃饭的。有一天，父亲的战友从沿海回莆田，带了一条6斤重的鱼给我父亲，我大姐接了鱼并按平价给那位战友付了钱。那时是困难时期，大家都没有东西吃，我大姐就让机关食堂的师傅给做一下，准备拿回家吃。但奇怪的是，我们始终没有见那条鱼。原来我父亲让食堂的师傅都拿去分给机关的干部吃了。我大姐知道了，生气地对父亲说：“那是我拿钱买的，你怎么都送给食堂了？”父亲则说：“我们没有锅灶，不拿到食堂，你要拿到哪儿去呀！”大姐委曲地差一点哭鼻子，但遇上这么一位“公私不分”的老爷子有啥法子呢！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一心为老百姓谋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因此老百姓也视他为亲人。记得1977年在我上山下乡期间，那时父亲还羁押在狱中。我在古谯楼县图书馆办了个借书证。有一天我去借书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张金环阿姨在书里夹了20元钱给我，当时我觉得自己与她之前素不相识，怎能随便接受别人的馈赠？我婉言予以谢绝。张阿姨说：“孩子，我知道你父亲是个好人，家里正遭难。这是我的一份心意，你去买点生活用品吧。”当时我很感动，鼻子一酸，眼泪差点儿就流下来了。后来父亲出狱后，我把这事告诉他，老人听了也挺受感动。1984年春节大年初四，父亲让我去请张金环阿姨，让她到家里来，和我们一家人共进晚餐，以表示感激之情。
回想当年我在笏石乡下当知青，生活确实很困难，几乎到了饥寒交迫的境地，经常是衣衫褴褛，形像挺寒碜。但我和哥哥不管在城里或乡下，只要被人认出是原县长的儿子，总有人会投来同情的目光，亲切地嘘寒问暖，并尽力予以帮助和呵护。疾风知劲草，危难见忠诚。我永远忘不了在我父亲遭受磨难时那些以各种形式施以援手予以真诚关心和帮助的热心人士，并借此机会代表我们全家人向他们表示真挚的谢忱！ 当然在那数九严寒天，也难免遭遇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逆境。1977年秋天，在“揭、批.查”运动高潮中，某些人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仍然不肯放过我父亲，非要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决不罢休。在我上山下乡期间的一次批判大会上，有个农场的副场长在会上揭发我父亲一系列“罪行”后，还煞有介事地添油加醋说：“原鲁山有两个老婆，大儿子和小儿子相差25岁……”当他讲到这儿，知青们立即将目光聚焦在我身上。我感到非常气愤，忍不住当场反驳说：“胡说！这是无耻诬蔑！”当会上有人别有用心再想刨根问底时，我即以沉默以示抗议。会后，这个副场长找我个别交谈，对我说：“请不要记恨我，我也是照章宣读材料的。”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我就把我父母以及他们生养子女的事实情况跟他明说了。他终于明白了批判材料里的许多内容原来是在颠倒黑白。他说：“现在是在搞运动，有些事我们也很不理解。批判材料揭发你父亲在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但我们都不相信，哪有积极让子女上山下乡的人同时又在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道理?” 事实上，解放初期南下干部中确实是有一些人在任职当地再择偶成家（据说这在当时的闽中南还形成一种时尚，似乎并不违反政策规定），但我父亲却并没有这样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那时社会上有这样传言，有的可能是不明真相，乱加臆测，有的则是出于其欲加之罪的险恶用心。
父亲出狱后，很多老同志前来看望他。在谈到工作重新分配时，有的同志抱怨说分配的单位不理想，有对立面，不好开展工作，思想包袱放不下。我父亲劝他们要感谢党重新给予我们工作的机会。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号召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我们这些蒙难的党员干部哪会再出来工作呢？说不定早就死在监狱里了。父亲尽管受尽磨难和屈辱，但他对党始终赤胆忠心，对理想矢志不悔，而且是那这样豁达，识大体。
父亲离休后，并没有懈怠，他仍然牵挂着百姓疾苦，竭力尽心为群众利益着想。1990年夏天，一位从邵武回莆田的老同志来找我父亲，说他1958年因建设东圳水库移民去邵武，现在老俩口年纪大了准备回莆田安度晚年。他们找了有关领导，但有些领导借口情况不了解，让他们去找别的部门。于是这七十多岁的老俩口象皮球似的被踢来踢去，问题就是不能解决。父亲知道后，当即雇了一辆三轮车冒着炎炎烈日和老俩口一起去县委找有关领导，通过斡旋协调，最后把问题彻底解决了。老俩口为此感激不尽，逢人就说老县长太有良心了，他没忘了常太人民为建设东圳水库所作出的重大牺牲！
从80年代一直到父亲去世，他都跟我住在田尾科委宿舍楼。有一天傍晚，我陪同父亲一起出去散步，看到路边上一些小商贩在卖东西。忽然一辆三轮摩托停在眼前，有个工商管理人员从三轮摩托下来，看见箩筐就用脚踹。一位年近花甲的卖木瓜的老太太，因躲闪不及，木瓜滚了一地，老太太急得坐在地上直哭。父亲见此情景很气愤，上前制止工商人员说：“不管他们违反了什么规定，你们也不能用脚去踹呀！你们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形象都给踹没有了，以后老百姓还会信任我们党和政府吗？”。那个工商管理人员看了我父亲一眼，什么也没说开着三轮摩托就走了。在一次老干部会议上，我父亲说起了这件事情，希望工商系统的领导要引以为戒，教育有关人员执法要注意政策，行风要端正。因此事后不久我父亲被推选为莆田市消费者委员会名誉会长，还多次应邀到市工商局去参加行风评议会议。
的确，在外面，父亲是个好干部；在家里，父亲是个好爸爸。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极少强迫我们做什么。从小到大, 父亲给我们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发展的空间，每天的一日三餐，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刻，也是家人最热闹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讨论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对父亲提意见。父亲总会耐心地听我们讲完，才提出自己的看法。父亲对家人子女的宽宏大度，促使我们养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处世态度，培养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使我们终生受益不浅。
父亲虽然已经逝世整整13年了，但他却好像一直都活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对待那些境况比我不如的人，知道了如何明辩善恶是非，知道了什么才是人间的真善美。
敬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儿子：原承国 （ 2011，1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