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门村地处城东丘陵，距掖城16里，分前后两个自然村，划为一个行政单位。全村共有280多户，约1400人。这里党的组织建立较早。1939年秋苏民同志任我区第一任区委书记时，我村就建立起党支部、村政权和自卫武装。1941年全村共有共产党员28名，村政权和自卫团、农教会、青教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都健全，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工作基础较好。
1941年以后，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我们部队的后勤供应和伤、病员医疗工作更为艰难。部队经常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深入敌后进行战斗。军分区卫生所成为日伪清剿的重点，医护人员经常带着伤病员转移，困难更大。1941年秋，敌人“扫荡”更加疯狂。上级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西海军分区卫生所迁到我村，建立地下医院。医院党组织和医护人带着近百名伤病员来到王门，把保护地下医院的任务交给我们党支部。开始几个月，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分散住在群众家里。后来，根据上级指示，为使医院在我村长期坚持下去又确保医院和伤病员不受损失，我们党支部和医院党组织共同研究，采取了两条措施：
一是把医院真正建在地下。当时考虑我村处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敌伪扫荡、清剿不定时刻、说到就到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在地下挖洞建医院。我们动员全体党员、骨干群众担负挖洞的艰巨任务，医院的同志也参加。开始是在村外选择易于隐蔽的地形挖，后来逐步发展到村内。到1942年春，地下基本形成医院的规模：有大、小病房25个（村内15个，村外10个）。地洞都有出入口和通气口。洞内病房可容纳伤病员140多人。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在村东头李绍顺家，主洞口在路南李绍顺家院子东南角草房的磨盘底下。这个洞有长500米的坑道，设十个病房，可容纳60人。手术室设在李绍顺家西厢房内，直通地下病房。这十个病房共有六个出入口，都在水井或地瓜窖内，非常严密，只有少数有关同志知道。挖洞的大量泥土，大部分是夜间运到村外大沟或凹地改造田地用，另一部分就地留给群众使用。
二是严格保密。地下医院建成后，伤病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村里群众知道情况的人也多起来。这时敌人的“扫荡”更加频繁。特别在1942年冬，日伪军共两万多人进行拉网式大“扫荡”时，要保护好医院，对群众广泛进行保密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做到绝对保密，院党组织和村党支部研究，集中抓了三件事：
第一，村支部对全体群众、学校对学生反复进行子弟兵、保护伤病员、保护地下医院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大家明白，严守秘密，保护医院和伤病员就是以实际行动打击敌人。人人做到不仅对敌人保密，对外村的亲友也点滴不能泄露。
第二，对伪属进行管制教育。全村只有李志典一人干伪军。村支部责令李志典的父母到县城告诫儿子要做好事，不做坏事。知道敌人“扫荡”的情况，要及时送出，不准向日伪透露村内的任何情况；更不准带领日伪军到家乡“扫荡”。如有立功表现，不仅记录在案，并保证不歧视其家属。反之，唯其全家是问。
第三，对村里的上层人物进行排队，晓以大义。由村干部分工对他们进行爱国保密教育，并约法几章，让他们保证不从自己嘴里泄密。
由于我们采取了上述措施，在关键时刻，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保证了医院和伤病员的安全。1942年12月22日上午9时左右，拉网“扫荡”的几千名日伪军，突然来到王门及周围几个村子。由于我们早有准备，医院及伤病员早已隐蔽于地下。干部中，除了村支部委员、小学教师林月娥同志，因处理洞口疑物未来得及隐蔽和其他群众一起被捕外，其他同志及日军反战同盟的两位同志都安全地度过这艰难的一天。林月娥同志于第二天也随着敌人释放拉网抓去群众一起回到村里。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敌人这次进村并未发现医院的任何迹象。
上面提到的日军反战同盟，怎么会到王门呢？12月19日，我胶东军区敌工部的李同志，为避日寇拉网“扫荡”，带领日本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的小林辰和大野两位同志到王门向我交待，要采取措施好好隐蔽，确保他俩的安全。当时我把他们三人安排到一个很秘密的洞内。开始两天都是我送饭、通情况。天黑出洞吃饭后再换新洞。22日敌人大批扑来时，我怕自己被捕，出现意外，便临时向本家孙名集交待保护和送饭的任务。孙名集不负重托，勇敢又谨慎地完成传送敌情和送饭的艰巨任务。这天是农历11月16日“冬至”节。本来这里的习惯是“冬至”日家家户户包包子吃。由于大敌压境，很多户顾不上做包子。名集同志和老伴商量，豁出命也要让洞内同志吃上包子。包子做好后没法送。洞内三名同志眼看中午已过，既不知敌情，又饿着肚子，只好忍耐。傍晚敌人刚走，孙名集把热气腾腾的包子送到洞内说：“同志们受惊了，敌人都走了，快吃饱子吧！”三人高高兴兴地饱餐一顿。后来归队时，小林辰同志双手紧握我和孙名集的手说：“中国的人民太好了，同志们太好了。谢谢！谢谢！”并送给孙名集同志一支钢笔留作纪念。
1943年农历六月初七和初九两天，是王门党员和群众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时刻。这两天，日伪军连续进犯王门村。从来势看是专对地下医院来的。初七那天，天还没亮，敌人便包围了村子，天刚亮进村就抓人。因是早晨，群众大部分在家里。成年人基本都被赶到大街，由伪军看管，分几段强迫他们刨地找洞。一个上午全村街面基本刨遍，也没找到地洞的痕迹。鬼子气坏了，用刺刀、腰刀威逼群众说出洞口在那里。群众异口同声说：“俺村没有地洞啊！”日军责令伪军乱打人，打谁谁大声说“没有”。敌人胡乱折腾半天，见找不到线索，下午垂头丧气地窜回掖城。说起来，这次是相当危险的。敌人突然袭击，我们的战备、疏散并不是那么彻底，而是群众坚决掩护地下医院。其实洞口在哪里，有些群众是知道的。但是刨起来，偏往没有洞口的地方刨，遇到有洞的地方，就轻轻地刨。虽如此，毕竟还有的群众不知道。如有一个洞，上面刨地，下面伤员听得清清楚楚，每人都把手榴弹拉在手中，准备敌人一旦挖通下来，就和敌人同归于尽。上面几个刨地的群众，刨着刨着一听有“嗡嗡”声，知道下面有洞，便停止刨地，说这里没有，就另换个地方刨。11岁的女儿童团员刘玉仙清早上学，见鬼子进村，机智地转小胡同跑回家给妈妈送信，并和妈妈一起把养伤的崔指导员搀扶到顶棚上藏起来。伤势基本痊愈的刘培民参谋，还未来得及隐蔽，伪军就冲进屋里，指着刘培民同志问刘玉仙妈妈：“他是不是八路？”玉仙妈从容不迫地说：“他是我兄弟（小叔）。”敌人又问玉仙：“他是你什么人？”玉仙说：“他是我叔叔，我爸叫刘申明，叔叔叫刘丕明。”敌人端着刺刀对着玉仙母女进一步威吓：“他是八路，不说实话就捅死你们。”母女二人冷静沉着，面不改色，一口咬定是自己的亲人。敌人看不出破绽，就把刘培民同志放了。那天医院一名管理员没来得及隐蔽，在毛文岐家被敌人抓住，情况十分危急。王月庆（文岐妻）当机立断地对敌人说：“他是我男人，你们凭什么抓人？”敌人看看王月庆的表情，信以为真，便走了。还有李风阁的妈妈，那时已五十多岁。平日为抗日忠心耿耿，为伤病员洗血衣和洗换下的药布药棉，不怕脏累。这一天，她挺身而出，机智地掩护两名女护士免遭敌人毒手。
六月初九日，日伪军又气势汹汹地扑向王门村。这次医院、群众已有充分准备。敌人刚进村抓住一名刚满十岁的小学生，名字叫李风刚（乳名“七一”，儿童团员）。风刚是去村南果园换奶奶回家吃饭被抓的。开始鬼子企图用软办法诱风刚说出地洞的位置。便通过翻译给风刚糖果，并问：“你村的地洞和伤员在什么地方，你只要说出来，皇军还给你好东西。”风刚回答很干脆：“俺村没有地洞，也没有伤员。”鬼子听翻译后大怒，便把风刚按倒在地，把刀搁在风刚脖子上。翻译说：“快对皇军说实话吧，再不说小头就分家啦！”风刚临危不惧，反复说“没有。”这时两个日本鬼子抓住风刚的两条大腿，拖到一口水井边，把风刚头朝下悬在水井口，哇啦哇啦说了一阵子。翻译说：“这次再不讲，小命就没有了，也看不到你的爸爸妈妈了。现在说出来还不晚！”坚贞不屈的风刚挣扎着，用尽力气微声说：“没有，就是没有。”鬼子无奈只好把他提出井口，带回大街。正好碰上被敌人抓住的区干部孙祝令（铁正）同志，已被鬼子打得遍体鳞伤。敌人问风刚：“他是不是八路？”风刚有气无力地说：“这是俺村的老百姓，不是八路。”敌人见问不出什么情况，只好把他俩放掉。事后，村干部去慰问风刚，表扬他勇敢机智、坚贞不屈。小风刚说：“这是我们林老师（指月娥同志）上课教我们的。鬼子汉奸都是我们的敌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对敌人说实话。就是被敌人抓住，刀搁在脖子上，也要宁死不屈。我想，豁上我死了也要保住秘密，我是儿童团员嘛！”小风刚为保护地下医院和伤病员，经受折磨，惊吓成病，回家后一直卧床不起。这期间医院、区委、区公所的领导同志，多次登门探望慰问，安排抢救治疗，并救济了部分现金和粮食。由于病重，不到一年时间，风刚就过早而光荣地献出了幼小的生命。
从1941年秋到1944年秋，地下医院在我村整整三年。在这三年的艰苦岁月中，据不完全记忆，前后有600多名伤病员（包括残废军人）在这里治愈离院，大部分重返前线。而地下医院几经艰险，却没有受到一点损失。王门村的党员和群众胜利完成上级交给保护地下医院和伤病员的光荣任务。
（莱州市党史研究室征集科科长孙玉光整理 198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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