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广北，地瘠民贫，土碱水咸，部队生活异常艰苦。敌伪环伺，土顽逞凶，环境异常险恶。父亲时任区中队指导员，与战友一起，在这片抗日的热土上坚持斗争。
一次，父亲执行任务来到我们邻村北台头。母亲得知这一喜讯后，立即带上我们仨兄弟，兴冲冲地赶到北台头，但是父亲已经走了。带着失望，母亲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1943年，我村驻进国民党的土顽部队，他们想从小孩子嘴里掏点实话，便用刺刀逼着我说出父亲的下落，且叫嚷着要“穿死这个八路羔子”，明晃晃的刺刀时而在我眼前晃动，时而擦耳而过。受到极度惊吓的我，大病一场，卧炕半年，以致身体长期羸弱。
抗战胜利后，父亲在广饶独立营任职，驻防广饶城。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母亲带上我到了广饶城。父亲非常高兴，便到屋檐下掏了窝小麻雀，又捡了个废弃的咸菜油篓盛着，送给了我。这是我得自父亲的唯一礼物，也是我对父亲的唯一记忆。
1946年，广饶独立营升编为野战部队。仗越打越大了，父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了。
1948年，济南解放，父亲寄来了立功奖状，这给全家带来了无比的欢欣，也带来了永久的期盼。我们期盼着全国早日解放，期盼着全家早日团圆。
在期盼中，一年过去了，父亲没有音信，期盼变成了疑惑。又一年过去了，仍无音信，疑惑变成了忧心。不久，我村一解放军高级将领家属透出一条消息：我父亲在金门出事了。消息辗转传到我们耳中，全家如五雷轰顶，忧心变成了焦心。母亲便着急地四处打听。但，金门在哪儿？出了什么事？父亲在何部队，在部队任什么职务？一切都不知晓，又能到何处打听。母亲带上我，到乡公所询问，到区公所询问——不知道；到亲戚、朋友家打听——不知道；问过路的干部、回乡的军人，回答还是不知道。
阴云笼罩了全家。
1950年盛夏的一天，烈日当空。为了打听到父亲的消息，母亲又拉我上路了。毒日头烤得我头昏脑涨，出村不远，我便耍赖不走了。没曾想，一向慈爱的母亲举手“啪啪”打了我几巴掌，然后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我也难过地流下了眼泪，暴日下，母子哭成了泪人。
1953年，政府发给了我家一张《失踪军人证明》，并给了100元钱。但，日夜盼望的父亲仍然杳无音信。
“人呢？人在哪儿呀？”夜里我醒来时，常常见到母亲披衣坐在炕上，喃喃自语，像在问天，像在问地，我则在被窝里偷偷地流泪。
文革中，村内又传开了一股流言，说我父亲在台湾，我们是台属。在当时，这可是顶能把人压趴的大帽子。一家人又气又怕，但我们又有什么证据去辟谣？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连个准确的消息也无人告知，只能任凭流言蜚语中伤。
在寻寻觅觅中，在愁苦煎熬中，母亲头发白了，且大把大把地脱落，母亲过早地衰老了。1982年，寻夫累了一辈子的母亲，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直到去世她也不知道自己丈夫的下落。
或许是血浓于水的缘故，我虽对父亲仅有一点依稀的记忆，但仍对父亲有深深的感情。从懂事起，寻觅父亲便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查资料、阅报刊、翻书籍、发信函、问组织、询个人、访首长、见战士，几十年过去了，一直毫无进展。父亲所在的244团，虽有少数因故未渡海参战者幸存，如张太恒将军、宋家烈将军等，但他们也不知岛上的战斗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得到贯彻，金门失利的话题也渐渐开禁，有关的书籍媒体才有所报道。中办发（1983）74号文件的下发，为被俘回归人员平了反、摘了帽，解除了管制。他们能够开口说话了，岛上惨烈的大血战才被披露，大量的英雄事迹才为外人所知，我也得到了父亲的准确情况——父亲生前任244团组织股长，该团前身是渤海军区特务团，也是28军的建军团，组建后参加了莱芜、宛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平潭等许多大战役，攻必克，守必坚，从鲁北一直打到闽南，但最后一仗却被错误指挥送进了虎口，全军覆没。我父亲也在此战中牺牲。
苍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努力，1994年，我从解放军报社得到了父亲的一张照片。这是父亲唯一的遗照。年近花甲的我，这才从照片上认识了父亲。
经半个多世纪的寻找，我也成了白发人，情况虽已搞清，寻父之愿却未了。而今，台湾金门尚未回归，父亲遗骨仍在异乡。每当想到天涯孤旅的父亲，我的心便难以平静。我期盼着，台金早日回归，我到父亲牺牲的地方祭奠凭吊，并引领父亲回归家园，与亲人团聚。
盼这一天早日到来！
（ 发布者: 家网实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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