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他热爱祖国和人民，在战场上出身入死、南北转战，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气概。抗战时期，参加苏北盐阜“反扫荡”斗争，1943年3月31日，带领全排参加“八滩战斗”，击毙日军80余人，击毙日军山本中队长、缴获日军轻、重机枪8挺等武器；战争间隙，参加“大生产”和“整风整训”运动；1944年4月，率领全连和兄弟部队一起参加陈家港、合德镇战斗，并缴获大批食盐和3千多担棉花；1945年4月，参加解放军阜宁城战斗。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他参加了两大战役和解放江南的追击战，先后参加保卫四平、三下江南扩大解放区、昌图县季家堡、攻克锦州、围歼廖耀湘兵团、解放沈阳、天津南运河北岸、解放柳州、湘西追敌、直捣镇南关(友谊关)以及桂林宜山剿匪等战斗，仅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一战，两天一夜急行军500多里、中间只吃了一顿饭，此战，所部俘虏敌人700佘人。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人民政权立下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他从野战部队一一五师三四五团调到武汉市中南公安警卫团、任副团长，担任中南首脑机关的警卫任务，始终保持战争年代的拼搏精神，积极投身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显示其出色的组织、领导才干和一个共产党员所具备的优秀品质。毛泽东主席几次到武汉，他受命率部昼夜担任警卫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上级表扬；1953年3月至1955年7月，他奉命到桂林部队速成中学学习文化，1959年2月至1960年1月，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61年在北京政治学院学习，学习期间，因成绩突出立小功两次；1964年9月，奉命调宜昌军分区工作，任参谋长，积极抓民兵预备役工作和民兵思想组织建设；1965年9月，他从宜昌军分区调到郧阳军分区，负责领导和组织恢复郧阳军分区的筹建工作，他带领几名干部到十堰，从选址开始，住窝棚、穿草鞋、移民搬迁、推土开山建营房，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1967年3月至1977年9月，他受命参与领导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工作，是二汽创业时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二汽建厂过程中，排除“文革”中极左路线的干扰，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确定二汽厂址的决定；在建设二汽中，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和“安定团结”等有关指示，以二汽建设工作为大局，保护和解放饶斌、李子政等一大批干部及知识分子；为了加快二汽建设步伐，吃住施工现场，带领干部、职工和民兵克服困难，解决二汽建设工作中的交通电力、机器设备、技术方案、工人培训、施工土建等大量问题，从而保证了第一个基本车型——两吨半越野车于1975年7月1日建成投产的目标如期实现，为二汽的发展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在二汽工作的10年中，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以身作则，对家属、子女要求做到三不：不搞特权、不谋私利、下放、上学、招工不跑关系；就在他妻子住院动手术签字时，也无暇顾及，还是战友代签；为中学安装水管，师生们还误认为他是“司务长”；他给子女留下的只是精神遗产，相反，爱人还为家庭偿还两万多元债务。刘离休后，仍不居功自傲，保持革命晚节，关心二汽建设，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热心帮助他人排忧解难。1988年9月20日12时50分，因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在郧阳地区医院逝世，终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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