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余立金同志：（下）

余副校长由于较长时间担任军事院校的领导工作，加之长征胜利后，又进红军大学深造过，因此，他富有办学经验。他十分重视政治工作对教学任务的保证作用。在一次政工会议上，他说：“学员的战术技术提不高，不仅是教学工作的失败，也是政治工作的失败。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学员的 阶级觉悟和军事业务能力”。他大力提倡和支持有益于教学 工作的政治活动。如“立功创模”、“学习进步”、“节约支前”、“团结互助”、“诉苦上前线”等。余副校长还善于及时扶植和宣传政治工作的典型。学校初建时，一些学员中存在着怕打仗、怕艰苦、想念家乡等思想倾向，学员队对于如何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缺少经验，往往采用就事论事的批判方法，效果不好。当时我在校政组织科工作，在对几个队作了调查的 基础上，下到二大队一队，与该队教导员古竹同志摸索了以表扬为主，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的路子，把学员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这个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余副校长和政治部欧阳平主任对一队的这种做法及时给予肯定，在全校作了推广，并且把这个队树为全校“立功创模”运动的一个典 型。他经常抓住工作中的倾向性间题，亲自做思想工作。在第一期教育训练中，由于开展“立功创模”活动，促进了军事训练，尤其是刺杀等四大技术训练，更是一浪高一浪，出现了连续突刺的“千枪手”、“千枪队”。群众性的练兵热潮兴起后，余副校长发现有些同志对训练目的不够明确，存在着单纯追求突刺次数的问题。于是，他及时指出：“学刺杀，刺一千、二千枪固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研究怎样刺死敌人，和如何教好这门课程。不然，就是刺万下又有什么用呢？”从而使刺杀训练在注意数量的同时，更强调要懂得要领和动作的准确，使训练健康地发展。一期军大三大队学员大多是淮南地区北撤的地方干部，他们刚北撤来山东，对气候不适应，生活不习惯，十分怀念家乡，部分学员思想比较沉闷。余副校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亲自到三大队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给大家作报告，坚持正面引导。他满腔热情地说：“谁不爱自己的家乡？谁不爱自己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大踏步后退，正是为了大踏步前进。过不多久，我们不仅要解放家乡，还要解放全中国”。大家听了很受鼓舞，阵阵的热烈鼓掌。
余副校长还十分注重学校的作风纪律，从严治校。他说，军大要继承和发扬抗大校风，要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否则，培养不出好的校风，培养不出能带好部队的干部。他在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次政工会议上提出：在军大特别要提倡和发扬“实事求是，团结互助，刻苦耐劳，英勇顽强”的传统作风，要求把这些传统作风贯彻和体现到课堂、操场和各项实际工作中去。针对军大学员中常常出现的游击习气等不良倾向，他多次强调必须严格遵守学习制度和学习纪 律，在学习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建设自觉遵守纪律的正规学校。他注重作风 纪律的养成教育，从点滴抓起，对教员、学员、机关、勤杂人员都一律严格要求。有一次文工团带队到操场参观，队伍比较稀拉，他当场进行了严厉批评。组织科位干事把一份送给余副校长 的电报，交给了也在军大工作的他的夫人转他，余副校长非常恼火，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位干事违反保密纪律。1947年夏，学校向渤海转移途中，各学员队负责携带缴获的部分美国救济总署的军需物资。到达目的地后，校部命令一律上缴， 统一分配。但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准备自行处理。余副校长亲自到学员队，教育大家从全局观念、从执行三大纪律、战场纪律的高度，理解学校的决定，使大家痛痛快快地上缴了物资，同时，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1948年5月，随着我军战略进攻的胜利发展，学校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余副校长及时指示有关部门制定维护军容军纪的六项《城市规则》，并反复深入地进行教育。学校进驻济南后，校党委于1949年初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加 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决议精神。余副校长带头认真学习，发扬民主，勇于自我批评，使会议开得很成功，很团结，使与会同志深受教育。会后，各团党委认真地贯彻了会议精神，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从而为学校顺利渡江进驻南京、苏州、杭州和上海等大中城市，迎接全国胜利和新的任务，打下了坚实的政策纪律基础。
余副校长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他参加过任弼时、贺龙、王震等同志领导的湘鄂赣和湘鄂川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参加过长征，并担任过红六军团的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皖南事变中，他临危不惧，率领新四军教导总队的近千名学员，在叶挺军长的亲自指挥下，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浴血奋战，直至分散突围。他从不在同志们面前叙谈这些光荣的历史。有时谈起长征的情况，甚至填写简历时，他只说自已是团政委，以至大家都不了解他长征时任师政委的经历。他对爱人陆力行同志说，那时他才23岁，担任师政委是队伍发展的需要，不能把自已估计高了。他严于律已，为人师表，生活艰苦朴素。凡是对教职学员的要求，首先自已身体力行，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有时连规定的生活待遇也不要。学校配给他的勤务人员，他尽量不用，许多事自已料理，行军途中与公勤人员一起分担行李，把乘马让出来驮运学校物资。在“节约支前”活动中，他带头不吃小灶，不拿保健费。他的这些事迹，登载在《军大导报》上，使大家很受教育。他勇于自我批评，经常反省自已，主动征求别人的意见，对自已做错的事毫不掩饰，知错就改。有一次会议上，他不指名地批评了一位政治教员。事过半年多，当他了解到这次批评与事实有些出入时，特地把这位教员请到自已家中，郑重地说：“ 我作为副校长听了反映不做进一步调查，就在大会上对你过火地批评，这是我的责任，我现在向你道歉……”时至今天，这位教员回忆往事，还感慨地说：“余副校长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品质，叫我终身难忘”。他在关键时刻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军大从胶东向渤海阳信转移途中，在渡黄河时，地上敌军追逼，天上时有敌机袭击，又连降大雨，余副校长不顾个人安危，不分昼夜，三四天里一直在渡口亲自指挥。时而给大家讲述长征故事激励斗志，时而手提马灯查看队伍，时而到船头扶女携幼。当时又接到黄河上游决口的报告，他仍然坚持在渡口，直到最后一批人员上了船才和大家一起过河。
余副校长严肃、刚毅、办事果断，坚持原则，令人尊敬。同时他谈吐幽默、风趣，待人诚恳朴实，使人亲近。他使用干部既信任放手，又勤于检查。对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不姑息迁就，但批评入情入理，从不在背后议论、指责，使人心悦诚服。他对干部要求严格，又给予热情周到的照顾。他爱护关心部属的件件轶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雨 天遇到避雨的干部，他及时送去雨伞；干部或家属患病，他常亲自安排就医休息，登门探望，碰上吃饭时间，到他家汇报工作的人，他留下一起吃饭，学员队宿舍有跳蚤，他亲自布置扑灭。当时，军大有几名干部，按华东局的 规定，已经符合了结婚条件，并且恋爱双方都在军大工作。他们考虑到战争环境，为照顾影响都没有主动提出结婚申请。济南解放后，余副校长和校里其他领导商量，经张校长及军区同意，批准了这几名同志的婚事。在余副校长身边工作过的不少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在个人职务待遇等方面，想通过副校长使自已得到方便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余副校长那里却可以 得到长者的关心、同志的情谊和家庭般的温暖。
1949年秋，新的华东军大组建，余立金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此后又担任过第三 高级步校校长兼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军委空军政委。“文革”期间，他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身陷囹圄六年多。平反出狱后又先后担任过民航第一政委、空军第二政委等职。1978年因病逝世。他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为党和军队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他的革命精神、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原题目：《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播撒革命胜利的种子》 作者：潘启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