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立金同志就是这样一位领导同志，而且是我得益最多，思念最深的一位。余立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但他的许多“小事”,总是萦回在我的头脑中。这些“小事”逐渐凝聚为一个刚毅正直的共产党人和忠厚诚朴的长者相结合的形象，一个十分平凡而又十分不平凡的形象。
（一）
1946年秋，华中雪枫大学正向北转移。诸葛文、王作舟、古竹同志和我正领着一个大队艰难地行军。这个大队有四个中队。一个是刚解放过来的国民党校以上军官的高研班，约六、七十人，有的还带着夫人，行装也较多。一个是刚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尉级军官的中队，一个是我军排级军事干部中队，一个是我军连级政治干部中队。这是一支十分复杂的队伍。
部队过了陇海路，到了山东莒县十字路以南的地区。一天晚上，校部召开大队以上干部会议。在一间狭长的农村草 屋中，端点着一盏马灯，屋里仍是黑朦朦的。华中雪枫大学副校长张崇文同志向我们介绍：欢迎余立金同志，也同时欢迎 由艾明山、方中立同志率领的淮南随营学校。接着请余立金同志讲话。
一个魁梧的军人站起来了。这就是余立金同志。他简要地
讲了讲当时的战争形势，并由此说明学校要北上，要成立新的军事政治大学，战争需要干部、大量的干部，学校要迅速地大量地向野战部队输送干部，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任务，争取战争的胜利。
话就是那么简朴、果断、明确，象一个前线指挥员下达的战斗命令。但这却给了我们一种安定的感觉：我们有了一位更为可靠、更可信赖的领导了。这种安定感一直贯穿到从大店到梁家春生，到胶东掖县，到渤海流坡坞，到潍坊，到济南……贯穿在前期的华东军大中，贯穿在战火纷飞的整个解放战争时期。
（二）
1947年冬，整个解放区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人民解放军全军展开了“土改教育、三查三整”的新式整军运动。当时不少部队采取“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富农，消灭地 主”的做法。有的组织贫雇农小组，审查党的支部委员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被剥夺了领导职务“靠边站”，
有的部队要求这些党员干部向贫雇农“投降”，甚至还举行“投降仪式”，等等。1948年初，我参加渤海区党委的一次报告会时，曾问当时的阳信县委书记和一位领导同志的秘书，这种做法是否恰当，他们也说不清楚，要我写个条子问问这位领导同志。约10天后，一个骑兵通信员送来这位领导同志在我写的条子上加的批语：“这是把党在农村中进行土地改革的路线机械地搬运到军队中来”。我立即把这张批条送给了余立金同志。第二天，他就召集了一些同志，对这个批语进行了反复地研究，并提出了“对错误思想要严肃批判，但要与人为善，讲清道理，尽到人情，达到改造（思想）和提高（认识水平）”的目的。《军大导报》根据余立金同志这个讲话精神，发表了《为什么学习土改和三查三整》的社论。学校的土改教育，“三查三整”运动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学校改编为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后，余立金同志任校长，我在校长办公室工作。一天，他把我找去，告诉我：从今天起，他要学习中央有关“三反五反”的文件，三天中让我坐在他的办公室外间，任何同志来找他，一律婉言谢绝。就这样，他整整关了自已三天“禁闭”。有时坐在桌边读文件，有时在屋里来回走动，深深思考，有时在自已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烟蒂经常堆满了烟灰缸。三天以后，他自已解除了“禁闭”，立即召开校党委会，研究了全校“三反五反”运动的安排。学校的“三反五反”运动还是发展得比较健康。“三高”即将结束时，把100个左右犯有贪污嫌疑的同志连同部分要求调出或转业的干部，编成了学习大队。对这些同志的错误逐个进行了审查，最后报告了余立金同志，经校党委研究同意，都“放虎归山”了。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我被调到三大队担任副政委，并代理党委书记。大队长张波同志曾把会议室的沙发搬了
两个到宿舍去，运动开始，他又偷偷地把沙发搬回会议室。我感到不大妥当，就陪张波同志一起去见了余立金同志。余 立金同志听了张波同志的汇报以后，笑了笑说：错就错了 嘛，让群众批评嘛！沙发还是先搬回宿舍，以后再堂堂正正地让“公物还家”嘛！当天晚上，张波同志就把沙发搬回了宿舍。
这三件事只是历史上两次伟大运动中的小事，但是却使我更进一步懂得了一个共产党员在重大问题上应该如何对待中央的文件，如何下苦功领会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批 示”的精神，如何公开地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改正自已的错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而又难能可贵的品质。
（原题目：《一 位 刚 毅 诚 朴 的 共 产 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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