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香港，笼罩着恐怖的阴云。大批日军涌入市区，遍立岗哨，滥施淫威。他们在抢掠财物、强奸妇女时的狞笑；深夜在街上纵放狼狗嘶咬行人的吠叫，令人终日毛骨悚然，惊恨交加。一些进步的文化人也受到严重的威胁。据说日本人在各电影院公开打出幻灯，指名要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知名文化人即到香港半岛酒店会面。表面是恭请，实际上是政治阴谋和诱捕的危险信号。许多文化人为躲避敌人搜捕而东迁西藏，进行隐居和伪装，弄得很狼狈。
我是香港人，当时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自1940年起，就由组织安排做情报工作。这时也按照领导上的指示，隐蔽在家里，焦急地等候着上级的指令。
一天，我的直接领导徐人杰同志来到我家里，叫我到街上去了解一下从筲箕湾至西环沿路日军岗哨的布置情况。事后，他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随时作好准备，协助陈曼云大姐掩护蔡楚生同志撤出香港。他告诉我，蔡楚生的处境已十分危险。因为他在香港执导影剧三年，认识的人很多，敌人很容易得到他的相片，发现他的行踪的。因此，组织上决定，首先把蔡楚生护送到九龙，然后再转移到内地。我的任务就是掩护他安全地到达集中护送的地点。
为了这次行动更加安全稳妥，组织上给我们作了颇有戏剧性的安排，要我们作一些必要的化装。记得当时徐人杰同志是这样向我交代的：“蔡楚生准备扮作一个失明的老人，认作是你的‘舅舅’，陈曼云是你的大家姐，你们这对外甥女，自幼因父母早丧，是由‘舅舅’抚养长大的。现在一家三口，因‘舅舅’失业，在港难以存身，就按照当局‘归乡运动’的要求，一起被疏散回乡。”他强调说：“你们无论是遇到敌人盘查或不幸被捕，都要统一这个口径。”要求我遇事要镇定、机警、灵活，一切要听从“大家姐”的指挥。
我和蔡楚生夫妇是比较熟悉的，我们曾经住在一起。在日军攻击香港时，也曾一起躲在跑马地黄泥涌的防空洞里。所以我在接受任务时，没有感到意外，不仅觉得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也是我为同志为朋友应尽的责任。我根据平时对蔡、陈二人的了解，对我将要扮演的“外甥女”可能遇到的情况，作了多种设想和思想准备，就像一个演员在后台全神进入角色准备登场一样。
在我接受任务没几天的一个早晨，“大家姐”陈曼云就带我去接蔡楚生“舅舅”了。这时我才知道蔡楚生几经搬迁，那时正隐居在筲箕湾小巷中一间已停业的藤店里。我们各自按照装扮的身份相见，我亲切地叫了他一声“舅舅”，他亲昵地把我叫作“阿玲”，彼此会心而默契。我把街上日军岗哨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之后，就像一家两辈在“大家姐”的带领下匆匆上路了。
虽然天色尚早，但街上往来的行人已很多，大多是拖男带女向外疏散的难民，彼此极少言语，显得格外的沉寂。我们三人也混入这股人流，按照预定路线，默默地向前走去。
记得那时“舅舅”身穿蓝灰色长衫，头戴一顶灰色旧毡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陈旧的太阳镜，脸带忧郁，步伐龙钟，像是个有眼疾的老头子。他一手拿着个包袱，一手扶着我的肩头，随我而行。在他这种神情的感染下，我手挽着一个藤笈(用藤心编织的小提箱)，怯生生地依偎在他身边，好像生怕他会摔倒一样。陈曼云大姐走在我们前面，相互间保持一定距离，以便观察岗哨和周围的动静，前后照应，或处理遇到熟人等意外情况。
我们每到一个岗哨，都要停下来接受检查和盘问。日军岗哨十分蛮横，稍不合意，就毒打、罚站，甚至脱光衣服跪在地上示众。此情此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还要装做顺民，忍气吞声地给这群野兽鞠躬行礼。为掩护蔡楚生安全地通过岗哨检查，我们一般都不单独地经过岗哨，而是有意地夹在难民群中，或由“大家姐”首先上前应付盘查，用日语与日军攀谈，以分散敌人对“舅舅”的注意，我就趁机挽着“失明”的“舅舅”从旁混过去。一些伪警察看到“大家姐”懂日语，也不敢刁难。
很幸运，我们就这样通过一个又一个岗哨，始终未被敌人看出破绽，把蔡楚生安全地护送到目的地中环三角码头附近一间旅店。
虽然我把蔡楚生送到了指定的码头，但对他是否能够安全地撤出香港还是有些担心。后来听说，他们在组织的安排下，同夏衍、司徒慧敏、金山、郑安娜等十多人，分别乘船经长洲岛到达澳门，然后经台山、梧州到了桂林。这时，我这记挂的心才放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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