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斗争中迎接考验
太井村的党组织从诞生之日起，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抢掠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骚扰破坏，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领导党员和全村人民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
斗争之一，在党组织建立之初，正是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的前夕，日本飞机经常骚扰轰炸，汉奸和投降派制造“恐日病”，反共反人民的气焰嚣张，播弄是非，打击进步积极分子。面对这种局势，党组织和党员一方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消除村民恐日情绪，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各项工作；另一方面与学校中出现的几个反动份子展开了斗争。他们是：
廖曼郎，男，惠阳淡水人，国民党员，是村校董会聘请担任校长。“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跳出来宣传国民党“正统”，蒋介石“正统领袖”，攻击共产党，咒骂我红军为匪；在学校制造事端，穷凶恶极地打骂学生，借口校园内白玉兰花被人摘，用催眠术的刑法来强迫学生“坦白交代”，制造出一宗迫害学生的“玉兰花”事件。
古若珊，男，广西人。继廖曼郎后任校长。他公开骂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匪”、“寇”，凶狠打骂学生，比廖曼郎还积极进出龙岗国民党区分部。一九三八年秋天，在日本飞机轰炸学校后的第二天，他借口学生“闹事”，把一百多名学生集中在礼堂跪在孙中山像前，说要向孙中山请罪，并对每个学生抽打三藤鞭，至使被抽打的学生背上都浮起三条血痕，制造了一宗有名的“血痕事件”。
黄添纯，男，惠阳坑梓人，国民党特务，是由龙岗镇公所派往育贤学校任督察，专门对学校进步师生和太井村的革命活动进行监视。此人又是一个色狼，喜欢串到女人堆里去，在一次同一位女学生搞“桃色事件”时被当场捉住。
以上三人的反动言行和所作所为，激起学生和村民的义愤，但在当时国共两党仍然合作的条件下，我党的组织仍处在地下，党员不便公开身份，要和他们作斗争，必须讲究策略和方法。经党支部研究决定，就以“玉兰花”、“血痕”、 “桃色”三件事件为突破口，以学生会出面，发动学生用出墙报的形式揭露他们所制造的事件真相，并在此基础上，钟淼、黄秀以学生会领导人的身份召开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大会，要董事会解除廖曼郎、古若珊的聘约，解除黄添纯督察职务，要他们离开学校，并宣布罢课行动。黄秀率领预先组织好的学生纠察队把守学校的大门，无关人员一律不准进出学校，直到把廖曼郎、古若珊、黄添纯赶出了学校，纠察队才撤岗复课。此外，在学生会采取上述的措施前，党支部派人做好校董事会有关成员的工作，消除校董误会和顾虑，使校董会和学生配合一致，顺利地把三个反动份子一个个赶出学校，取得首场斗争的胜利，使全村人民增强斗争的信心，更加团结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新形势。
斗争之二，一九三九年春节，太井村人民正静悄悄地过着被日军浩劫后的节日，但很快就被破坏。年初二下午，国民党什牌军蔡有昌部一百多人，在蔡有昌大队长率领下窜进太井村，占驻了学校，向民家要钱、要粮、要物资和其它用品，闹得全村鸡飞狗走。更可恨的是，在我村自卫队负责人钟淼、黄秀试枪回来途中，被他们连人带枪扣留起来，关押在学校里。
事变突起，村地下党支部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方面向地下党区委和驻坪山圩的抗日游击大队报告请示；另一方面由丘能、李丁才紧急集合村自卫队在大井坳设伏，卡死通往龙岗圩的去路，防止蔡部将被扣的人和枪偷解出龙岗圩。并根据区委和抗日游击队领导的“先谈判，在谈判中做好动武准备”的指示，村党支部经商讨后委派本村的钟永赝、钟远琼、黄仁爱并以钟永赝为首席代表的三人谈判团，在当天夜里十时进入学校与蔡部谈判。我谈判代表态度强硬，提出要蔡部放人交回枪支子弹，撤出学校离开太井村。经过激烈的谈判斗争，时至午夜，蔡部答应放人，并派人将钟淼、黄秀领到谈判代表面前，但拒绝交回枪支子弹，回避了撤出学校离开太井村的问题。我谈判代表看到这样的情况，再谈下去不会再有新的结果，便提出休会，明天上午再继续谈，便随同钟淼、黄秀离开学校回到村里。大家见到谈判巳取得初步胜利，钟淼、黄秀放回来，都很高兴，党支部当即在丘能家里开会，听取了谈判代表的汇报，根据第一轮谈判的情况，分析了蔡部的阴谋，部署了第二轮谈判的策略，党支部对有关骨干成员的分工重新作了调整：由钟淼露面负责同蔡部斗争的具体工作和负责区委及游击队的联系；李丁才、黄秀指挥村自卫队；丘能回到南盛乡组织全乡自卫队向太井村移动，做好动武的准备；傅觉民处在地下全面领导这场斗争。
第二天是年初三，进行了第二轮谈判，谈了一天没有结果。党支部请示区委同意，决定南盛乡自卫队向太井村移动，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太井村开进，占领八仙岭制高点，发兵控制了从育贤学校通往龙井围的通路和太井村通往龙岗的通道。太井村自卫队在李丁才、黄秀的率领下调往学校后山，形成对学校的包围圈。第三天是年初四，上午八时正，我谈判代表昂首挺胸进入学校，在谈判桌上开门见山地指出：由于你们的错误行为，巳激起我村村民愤怒，我村武装巳将你部包围，你们唯一的出路是接受我村的条件，交还枪枝子弹，撤出学校，离开太井村，借用村民的钱粮及用品如数交还，损坏的作价赔偿。以上条件限在二小时内答复。我代表讲完上述的条件后，即离场退出学校。此时，蔡有昌部许多当兵的巳发现学校周围有众多手握枪支的人在移动，顿时惊叫乱成一团，蔡有昌获悉情况，立即派出他们的谈判代表和两名士兵携带掠去的步枪和子弹到村里找我谈判代表，表示接受我村的条件，并当场交还两支步枪和子弹，口头通知我方，他们决定下午二时正撤离太井村，要求我村村长和谈判代表护送他们出村。下午二时正，蔡有昌部在我村谈判代表护送下灰溜溜离开太井村，走在离村路上的许多蔡部士兵见到八仙岭上和沿途都有我武装在活动，吓得大出冷汗，大气也不敢喘一声，静静地加快脚步离开要他们命的地方。
这次太井村与蔡有昌部的斗争，持续了三天，以太井村的胜利而告终。消息传播得很快，一夜之间就传到龙岗各乡村，纷纷说太井村人真够胆量，国民党的军队也怕了他们。
斗争之三，太井村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村的革命力量得到锻炼和考验，党支部领导群众的斗争水平有了提高，但确实巳有所暴露。为了更好地迎接以后的斗争，村党组织对这些斗争作了总结，并分析了面临的新形势，决定着手做好以下几件工作：
（一）加强自卫队的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和扩大自卫队，动员青年积极参加。同时动员有枪户借出枪支，争取每人配枪一支；设立自卫队安全集中点，建立集中制度和站岗放哨制度。
（二）做好村民的普遍教育工作，保守村内秘密，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同时专人做好重点对象的帮助教育。
黄××，男，三青团员，在香港读了三年英文回村后没有职业。他对村中的男女青年的革命活动看不惯，初期常说些流言蜚语，后来发展到写小字报到处张贴，指名道姓攻击咒骂村中的一些革命积极份子，影响很坏。为制止这种情况继续发生，党组织指定专人对他进行教育，指出他的错误，指明他的方向，希望他能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起码要做个诚实青年，保守村中的秘密。经过帮助教育，虽然他没有参加革命队伍的行列中，但他格守村中兄弟的劝告，保守了村中的秘密，没有做对不起村里的坏事。
黄××，男，此人虽穷，但成年后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四处游荡，想当土匪，经村中兄弟的教育改了一阵，但恶习难改，走上靠偷摸为生道路。到一九四一年初，他参加土匪组织，后被国民党龙岗区分部收罗，成为国民党龙岗区分部直接指挥的一股政治土匪之一。经查明，国民党区分部派人潜入下太井村绑架自卫队队长李丁才，是黄××告密和指引的。此君屡教不改，经地下党区委的批准，在一个深夜把他抓往秘密处决。
（三）做好特殊人员的工作，为革命斗争所用。这些特殊人员包括伪政权指定为保长、或本村负责某种职务，又有较高威信的人士，如丘德龙、钟永赝、钟远琼、黄仁爱等人。
丘德龙，是太井村知识分子之一，善于在社会上交际，经人介绍到龙岗镇公所担任书记一职（文书），兼管下坑乡事务和下太井村的保长。他思想倾向进步，党组织派何清、丘能做他的工作，要他掩饰好身份，掌握和收集敌人的动态及时报告本村有关同志。他秘密隐藏在敌人内部，得到敌人内部许多有用的情报，又为游击队购买药品、大米、写放行条、救助太井村被捕人员、保护太井村革命力量做了大量工作。
钟永膺，家庭不富裕，靠劳动过日子。是村中较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之一，担任村育贤学校董事会的常务董事，有全权处理学校日常事务的权利，又是学校的教师，还兼任上井村的保长。他为人诚实，办事公道，傅觉民及多位同志都经常做他的工作，并通过他亲手安排外地来村的我地下党员在学校以教师的名义作掩护，在太井村开展革命工作。把廖曼郎等多名反动份子赶出学校，他起了重要作用。在同国民党蔡有昌部的斗争中，他作为谈判首席代表，充分显示了他的智慧和勇敢。国民党的军队屡次包围太井村，他都以保长的身份与敌军周旋，保护村中的群众和抗日游击队的安全。
斗争之四、太井村的革命活动巳引起国民党军队的注意，一九四零年国民党在坪山制造针对我抗日游击队的“三·八” 事件后，跟着龙岗地区严加注视我党的地下活动和我抗日武装的行踪，重点针对太井村采取行动：一是在龙岗进入圩内各出入口加强哨兵，严格检查身份证，特别在太新街口除多派哨兵外，还派出便衣特务藏在暗处钉人，凡是太井村的人都要搜身检查，详细查问；二是对太井村人开黑名单并抓捕，被列入黑名单的有钟淼、丘能、李丁才、黄秀、丘石、李来兴等。丘石从部队回家出龙岗圩，是在大新街口被特务指认被捕的；三是派出武装特务潜入太井村内搞绑架活动，一九四一年初两名国民党龙岗区分部的便衣特务潜入下井村绑架李丁才，好在进村时被一名妇女发现及时报告自卫队，李丁才队长及时组织自卫队在进村的路口埋伏，当场抓获一名特务。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太井村所采取的种种恶毒手段，我太井村党组织早有准备，告知有关人员不要进入龙岗圩，加强自卫队的站岗放哨，晚上自卫队集中往宿，严加防范敌人可能采取阴谋鬼计，同时多方面设法营救被捕的丘石，使丘石安然释放返回部队。我村采取这些对策，又一次粉碎了敌人要打击太井村人民革命力量的阴谋。
斗争之五，国民党反动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不进行抵抗，相反的把枪口对准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游击队，制造了一九四零年三月八日的“坪山事件”和一九四二年的“粤北事件”，使我党和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这一股反共高潮的白色恐怖中，许多地方党组织停止了活动，但太井村的党组织和党员群众没有被吓倒，而且积极领导全村人民坚持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共产党员不怕困难和险恶，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面，为党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
一九四零年冬天，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坪山三·八事件”被迫东移海陆丰后返回惠、东、宝敌后，有一批非武装人员由海陆丰经龙岗转入敌后，太井村党组织接受上级党组织的委托，要将这批革命同志安全转移到阳台山地区。
共产党员钟友，接受地下党县委的委派，担任县委特派员蓝造同志的交通员，经常来往淡水、坑梓、龙岗等地，通过敌人重重岗哨、封锁线，出色地完成传送上级指示的任务。共产党员钟远常，在香港沦陷日寇之手后，为斗争的需要，欣然接受党组织派其往香港工作。一九四四年间，钟秀英回到龙岗担任龙岗抗日民主乡政府副乡长，领导减租减息的斗争。共产党员黄帼，积极在妇救会、夜校等群众组织开展活动，是村中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带头人。
村中许多共产党员、自卫队员和革命群众，为摆脱国民党军警的围捕，长期坚持日藏村中、夜伏山坑和蔗林的艰苦生活，冲破无数的艰险，都是为着革命。如钟玉英，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一个个通知村中的革命同志躲避。在最艰险困难的日子，许多地下党和游击队的领导来村，隐蔽在村中堡垒户中，缺吃缺用，钟英同志经常瞒着自已的家人，将粮食和物品拿出来，送到同志们的手上，使他们渡过暂时的困难。同时在区委经济困难时捐献部份谷子卖来的钱印宣传品。黄来兴（后改名黄仁青）不管是白天黑夜，凡是游击队进村他主动积极帮助部队，提供村内情况和龙岗圩内敌人动态，为部队当耳目。对驻村的情报站、手枪队亲如家人，爱如亲兄弟。他到龙岗活美店工作后，利用店铺之便为我情报交通员落脚接头之地点，并为游击队提供不少药品。
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军队进攻我惠、东、宝解放区，围剿我抗日游击队，进行所谓腾空格战术严密封锁我抗日游击队，在这困难艰险的环境下，支部书记钟英、党员钟友，冲破敌人的封锁围困，经常带领太井村肖梅英等一批妇女不顾安危，为游击队运送粮食、枪支、子弹、药品、被服等，支援游击队反围剿的斗争。
太井村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在怎样险恶艰难的日子里，在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一次次扫荡、包围、浩劫和摧残的情况下，始终坚强不屈，勇敢地带领全村人民同敌人斗争到底。
（作者：太井村老同志集体写作组：钟月嫦、钟英、钟友、黄帼、李光、李端、方达 执笔：李光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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